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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罗日本遣唐留学比较的研究 　　摘要：派遣留学生赴唐学习是新罗、日本汲取中国唐文化的重要方式。由两国留学生派遣及留学生在唐学习情况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两国对唐文化的汲取各有特色：新罗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社会行为。而日本则主要是一种政府行为；新罗的实践性强，而日本的针对性明显；新罗慕化更深。而日本的汲取成效更为显著。之所以如此，其背后有着自然地理条件、国家关系以及相关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 　　关键词：新罗；日本；留学生；唐文化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0)03-0114-08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盛时期，也是中华文明向世界传播的重要时期。唐代不仅积累创造出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当时的东方独领风骚，而且其流光溢彩，光照四邻。大唐立国之初，“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国学之盛，近古未有”。唐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中心之一。新罗、日本是唐朝的两个重要邻国，也是自觉向唐学习，深受唐文化影响的两个典型国度。为学习唐文化，两国不仅频繁向唐遣使通好，而且还专门派出了大量留学人员入唐学习，其中留学生是重要组成部分。唐文化的国际影响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但长期以来对唐文化国际影响的不同地域考察却是一个不容易弄清楚的问题。以新罗和日本为例，两国均深受唐文化的影响，但究竟所受影响孰强孰弱，不同国别史专家往往各执一词，令人不易把握。然而，通过对新罗和日本两国遣唐留学人员的综合比较分析，可为这一问题的求解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即：为汲取唐文化，新罗和日本虽都向唐派出了留学人员，但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影响，两国在遣唐留学问题上的一些具体做法却不尽相同，两国留学人员在唐的学习情况也不完全一样。这些不同之处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国对唐文化汲取的不同特色，并进而对唐文化的国际传播构成影响。本文拟从两国遣唐留学生的对比分析人手，展开探讨，期望能为唐文化国际影响的比较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具体的参照。 　　 　　一、新罗、日本向唐派出出留学生的时间及数量 　　 　　新罗向唐派遣留学生，始于贞观十四年(640)，《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五》记载：“(善德王德曼)九年(即贞观十四年)夏五月，王遣子弟于唐，请人国学。”自此之后，新罗留学生源源不断来到唐朝，绵延以至于五代中叶未曾断绝，时间跨度几乎与唐朝的整个历史相始终。新罗遣学生留唐不仅时间跨度长，其人数也甚为可观。《东史纲目》卷5上载：“新罗自事唐以后，常遣王子宿卫，又遣学生入太学习业……又遣他学生入学者，多至百余人。……学生去来者相踵。”《东文选》卷47《崔致远：遣宿卫学生首领等人朝状》亦提到：“况遇开元阐化，大设衢樽，挹彼注此，自近及远，……是时簦笈之子，分在两京，憧憧往来，多多益办。”另据《唐会要》卷36《附学读书》、卷95《新罗》的相关记载，开成二年(837)涉及到新罗留学生即多达216人，开成五年(840)涉及到的包括质子在内的留学生亦有105人。新罗留唐学生之多，由此可见一斑。至于整个唐代新罗留学生的总数量，限于史料，难以确知，但据严耕望先生的考证，“自太宗贞观十四年新罗始遣派留学生起至五代中叶，三百年间，新罗所派遣之留唐学生，最保留之估计当有两千人。”其中目前可考其姓名者共有52人。 　　唐代日本留学生多是随遣唐使而来。据《日本书纪》、《续日本后纪》等记载，从舒明天皇二年(贞观四年，630)八月至宇多天皇宽平六年(乾宁元年，894)九月，整个唐代日本共任命遣唐使19次，而实际以“遣唐使”名义出使唐土的只有13次。就留学生而言，虽然第一次遣唐使成行于舒明天皇二年，但多数学者认为真正搭载留学生的却是从第二次遣唐使即孝德天皇白雉四年(高宗永徽四年，653)开始。宇多天皇宽平六年以后，遣唐使停派，日本留学生的派遣遂亦停止。遣唐使派遣期间，究竟有多少留学生随行人唐，史家对此曾多有探讨，但具体数字仍难知其详。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曾列表考证出可知姓名的日本遣唐学生、学问僧共计149人，其中实际入唐者118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认为遣唐使随行人员有时虽一次多达500多人，但其中-的留学人员“恐怕不过十数人，至多不会超过二三十人”。这样，“如果每次送来的是十几或二十来人，十二次的总数，也只不过二百余人或三百人左右了”。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二三百人中僧徒的数量又远远超过学生的数量。据日本学者森克己考证，在上述可知姓名的实际入唐留学人员中，学生26名，僧徒92名，僧徒的人数是学生人数的三倍半以上。如按这一结构比例，以十二次遣唐使所带二百余人或三百人的留学人员总量来估算，唐代日本来华留学生的总数量最多估计在40 70人左右，但如果再考虑到每次遣唐使的随行留学人员规模其实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