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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申报新闻传播的策略初探 　　摘要： 　　早期《申报》对新闻信息的处理秉持“有闻必录”理念，很长一段时期内，这既是《申报》记录时事的原则，也是其规避言责的传播策略。所谓“有闻必录”，即“事有可取亦即为之登录”之意。作为早期新闻报道的一条准则，“有闻必录”在19世纪晚期的上海新闻界，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报界对抗清廷钳制、争取舆论自由的一件利器。这在早期《申报》的社会新闻报道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同时，这一原则引发了报纸与地方官府之间的冲突和对抗。 　　关键词： 　　《申报》 有闻必录 公造谣言 　　一、“有闻必录”引发的报纸与官府的对抗 　　《申报》初创时期与地方官府的互动相当积极，官府经常利用报纸发布告示。官府内部的信息传播基本是公文性质的往来，向皇帝呈送的公文称“奏疏”，官府上下级之间的公文往来称为“官府行移”。上行公文多用禀、申、呈、详等，平行信息用咨、移、关等，下行公文信息多用札、谕。地方官府公开向百姓宣示政令的榜文属于下行信息，多用张贴告示的方法。告示是当时的基层官吏对民众实施社会管理的一种主要方式。上海知县叶廷眷在和《申报》交恶之前，经常在《申报》上发布各类告示，如“邑尊开浚都台河工告示”[1]“邑尊据报禁约滋扰明心寺告示”[2]“邑尊严禁溺女告示”[3]“邑尊禁止毒药取鱼告示”[4]“邑尊奉行设立粥厂查禁乞丐露宿告示”[5]“邑尊据禀令各佃赶紧纳租告示”[6]等等，此外，督抚、道台及会审公廨也经常在《申报》上发告示，如“租界会审分府陈司马奉行禁止扎挂鸡鸭告示”“督抚宪会禁哥老会告示”[7]“苏淞太道禁绝女堂倌告示”等等。[8] 　　一旦《申报》对官事的报道超出了告示范畴，事情就变得比较严重。由于新闻从业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以及传播手段的落后，在《申报》初创期，新闻采集环节的“有闻必录”往往缺乏对事实的精确认定，街谈巷议、流言奇谈、匿名揭帖等皆可纳入，因而导致很多报道与事实不符，如果是一般的社会新闻尚无伤大雅，一旦涉及政事，情势就变得复杂很多。由于在当时条件下很难在有闻必录和报道失实之间厘清界限，使得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官方的话语体系对《申报》一直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常常把“有闻必录”等同于泄漏机密和公造谣言。回顾《申报》早期涉入时政的典型案例，可以看到，在官方表述中，“谣言”“泄密”等词使用的频率极高。 　　官府第一次对《申报》的查禁理由就是“捏造谣言，煽惑人心”。这固然是因为徐壬癸案中《申报》对政府的审判制度的质疑，还与《申报》的几起涉及官员的失实报道有关；官府对《申报》的第二次查禁，官员黄体芳抨击《申报》的理由，是报纸为流言推波助澜；《申报》之所以得罪上海道台冯?光，原因也是在报道庭审案件时“胡言乱语”；封疆大吏左宗棠之厌憎《申报》，是因其报道新疆兵事时，“侈谈海务，旁及时政，公造谣言，以惑视听，人所共知”。甚至《申报》登载一则浙省巡抚委托属员赴广州购买军火的信息，都能引起大僚震怒，认为报纸泄漏了军情机密。所有这些冲突某种程度上来自晚清官场对新闻纸这一新生事物的不习惯，或是对新闻的“有闻必录”这一原则的不习惯。所以，在1874至1875年，《申报》与官员的冲突似乎达到了一个高峰，“江浙无赖之徒”似乎成为社会对报纸从业人员的一个固定称谓。 　　这种冲突的背后反映着中西理念上的巨大差异。当开放的、“有闻必录”的媒体规则与封闭的、保守机密的官场规则相碰撞，对官员的冲击是巨大的。中国传统社会君主专制政体的核心是维护君王威权，因此密室政治是其显著特点。《申报》曾详细谈及这种密室政治的历史沿革及运作： 　　至德以后，天下用兵，诏制皆从中出，乃妙选臣僚为翰林学士，内择一人年深德重者为承旨，独承审命。其禁有四：曰漏泄、曰稽缓、曰遗失、曰忘误。双日起草，单日宣旨。遇有机要，则亦双日稽焉。首禁既在漏泄，臣下又何敢故犯其禁以买祸！所以遇有机要之事，其底稿不敢宣示于众，惟同列尚能知之，其他朝臣不敢过问，及问之恐亦如孔光之不言，反不如不问之为愈也。又安敢笔之于书，播之于众，相传于草野之间哉！由唐而五代而唐宋而元明以迄于今，相沿成风，未之或改。今之军机章京即唐之学士，领班章京即唐之承旨也，其所设之官既同，其析理之事又同，故其不敢漏泄也亦同。所以京报之所得而录传者，仅在习见习闻之事，至于机要大事即军机处之书吏尚有不得预闻者，何况其他！此中国之故事，由来如此，并非自今而始然也。[9] 　　君主政体培养出大批习熟于密室政治规则的官员，对他们而言，官事民事皆以秘密为先，政务的不透明就成为官场的常态法则。而《申报》所秉持的媒体法则就带有西方政教文明的强烈特征。在《申报》报人看来，新报不仅有助于增广见闻，提升民众智识，还可使舆情畅达，从而清明政治，“使各官无所纵其私”。[10]《申报》所希望者，无非是不受阻碍地记录官事民事。“盖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