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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士人对科举制度的影响探析 　　摘 要：明代是科举制度不断发展和成熟的时代，但是与此同时，伴随科举制度的发展，士人的命运也因之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是成熟的制度对贫士追求更高人生的保证；另一方面，士人的人生也被局限在科举制度之中，甚至为之终其一生。本文以明代名士孙楼为例，就明代士人对科举制度的思考进行探析。 　　关键词：科举 八股制义 政教 人生观 　　孙楼（公元1515-1584年），江苏常熟人，字子虚，号百川，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公元1546年）举人，七次会试不中，遂弃考，铨选湖州府推官。勤勉为政，然遭人中伤，未及三年，致仕归。后改汉中，未赴。于家中杜?T校雠，赡养寡母，隐居十年而终。孙楼的科举之途，经历了漫长的大半生，而伴随科举一次次的打击以及孙楼对科举的一次次回顾中，孙楼对明代科举制度的态度和看法也在逐渐趋向稳定成熟。甚至由科举生发到了政教关系的探讨，但是总的看来，孙楼对待科举的态度还是比较客观的，在身体力行的追求科举中式的同时，也认识到了科举制度的弊端，并且就现实情况中科举的疏漏之处提出了自己的政见和看法，其中还包括了对当下士人热衷科考的反思。 　　首先，在八股制义文章的创作上，孙楼的态度还是比较客观和中肯的，他认为八股制义文章的优劣与否是没有具体划一的标准的，唯一可以衡量文章高下的就是当下的时尚风潮以及统治者的喜好。 　　《孙百川先生未刻稿》第六卷《袁经元窗稿序》：“夫举子帖括，昔人比之雕虫，壮夫不为。然疾徐甘苦之间，??具妙理，有黄馘不得其朕而髫年莫与争能者，何也？工不工异致也。然均此文也，俯仰异时，则昨妍而今媸；好赏异?F，则韪此而訾彼，又岂有典要哉？……已遇而议其工者，贵耳者也。已工而议其遇者，信心者也。仲君之文既若是矣，即不遇，吾犹不谓其不工也。” 　　在孙楼看来，科举制义之文也是有其可取之处的，昔人之所以不屑为之的原因也是没有从辩证客观的角度来看待制义之文的创作，而仅仅视其为谋取名利的雕虫小技。此外，制义之文也是有工与不工的划分的，不能够以是否中式来笼统的判断文章的价值，这种对待时义之文的辩证态度，也是不多见的，也是孙楼由自身的科考经历而生发出的体会。同时，孙楼也针对制义之文的写作提出了自己意见，认为时义之文的创作不应当与古文词割裂，而是互相借鉴和融合的。 　　其次，孙楼还探讨了关于文章创作和人才选拔，科举为官之间的关系： 　　《孙百川先生未刻稿》第七册《送张三山擢泸州判官序》：“有国者，以文取士，以才官人。由中古以来，未之有改也。然自科目兴，而造士者要归诸式，若持衡然，吾可得而低?n也。自资格兴，而入官者要归诸序，若贯鱼然，吾不可得而先后也。惟可得而低?n也，则一第之得不得，有命焉，而文非所论也。惟不可得而先后也，则一级之进不进，亦有命焉，而才非所论也。而古人所以经国之意，亦？以失矣。” 　　如上所论，孙楼认为古代治理国家的宗旨发展到现今，已经失去了其纳才取士的本质，官员选拔的标准不再是以才为标准，而是由科举取士来决定的，但是科举取士的唯一衡量标准无非就是八股制义，除此之外，只能听天由命。同样，官员的选拔和晋升也由此变得迂腐不堪。另外，在其写给友人的信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孙百川先生未刻稿》第七册《送节推汪存吾之东昌序》：“上之有求于士者，问其才足以办吾事已耳，不以其文也。士之所以应于上者，亦惟才之足以称厥职已耳，不以其文矣。文学、政事同道而异用。世固有幸捷于文战而辄败于吏事者矣，有国者何赖于斯人也。惟世之浅夫以甲科为荣，而鄙儒又以必得于屠龙。比其得之，而神已疲，年且暮矣，所以应上之求者，曾几何日矣。以故强而仕者，礼之设教也。先生年及之而小试于吾邑，由是进一职则尽若职，鸿渐于陆，乃心犹渐于盘也。吾尽吾职而吾道亦藉以行。则文之有用者，莫大乎是。一第之得不得，曷计哉？华要之陟，曷计哉？诚如是也。” 　　在孙楼看来，文章的好坏与政事的成败的关系不应当是直接关联的。文章的成就是道得以推而广之的途径，而非根本。统治者所希求的人才不应当以文章写作的高下来衡量，而是能够处理为吏之事的人才。文章创作水平再高，如果不能够妥善的处理吏事，也是毫无意义的，道的施行也是借此才得以实现。文学与政事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孙楼对那些以甲科为荣的士人也是充满了鄙夷之情的，是没有能力选举为官的。但是结合孙楼的科举之途来看，这种辩证客观态度的形成，其中必然也是包含的孙楼对于科举求而不得的遗憾的。 　　最后，孙楼还论及了政教之间的关系。 　　《孙百川先生未刻稿》第七册《送常熟署教存吾汪君擢推东昌序》： 　　“古之政教出于一，今之政教出于二。非大口之尔殊也，亦秉政教之责歧之也。三代而上，政莫善于周公，而闾胥党正之设，??经国之首务。教莫善于孔子，而为邦道国之训，亦讲艺之习闻。盖教以觉后觉而道藉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