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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中央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研究述评 　　摘要： 　　近年来关于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渐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民国中央政府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问题，在历史上创造性地将边疆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和民众教育的普及工作纳入国家正规教育体系，并作为一项专门的社会事业以有别于古代文教政策语境，制定系统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来予以推进。本文从边疆教育史、民族教育史、地方断代史、政策专题研究等四条研究路径概述学界对民国中央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的进展情况，并讨论了课题研究的不足和后续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民国中央政府；民族政策；少数民族教育政策；边疆教育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2-0148-05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一直因循革命史范式，从革命斗争的需要和革命者的立场出发考察和分析相关历史人物和重要事件。近年来，学界思想解放，学术活跃，对民国时期各个领域的研究逐渐展现出新生机和活力，开始了全方位的客观整体研究。在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研究方面亦涌现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少论著开始从中央政策层面探讨近代国家政府与少数民族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发展问题，然而，目前学界对这方面研究的系统梳理与综述评析尚少，本文拟对现有研究成果和历史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分析与反思，以期促进这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BT（1+1]一、近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高潮的出现与边疆教育政策的讨论 　　[BT）] 　　边疆教育政策是民国政府针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而专门制定的一系列特殊性和优惠性的少数民族教育法令措施。这一提法是随着近代少数民族教育理论体系和政策实践机制的不断完善与发展而最终被南京国民政府以政策法令的形式确定下来的官方统一称谓。民国时期的学人关于边疆教育政策问题的讨论肇兴于中国近代两次边疆史地研究高潮的出现。 　　从19世纪中叶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近代边疆史地研究曾掀起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晚清咸丰、同治、光绪年间，一些人有感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而引起的边疆危机和边界问题，加强了边疆治理、边事外交、边界舆图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批成果。第二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沙俄对我国北部边疆的分割和侵占，英国对西藏的侵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大举进攻，中国的边疆形势骤然严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国家的政治、学术机构为避敌锋而纷纷迁转西移，大批学者云集于西南、西北抗战大后方，对于怎样开发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解决边疆危机和民族问题，巩固边疆国防等课题展开研究，便逐渐形成显学，在20世纪30―40年代国内学人掀起了近代边疆史地研究的又一次高潮。 　　在这两次边疆史地研究尤其是第二次边疆史地研究的高潮时期，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问题备受当时学界各家的广泛关注。总体而言，在1949年以前，基于田野实地考察工作的现状调查报告以及以少数民族教育具体实施方法或途径为指向的、抒发个人观点看法的议论文居多，直接从边疆教育政策的视角或以政策咨询性质发表或出版的文章或论著极少。 　　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刘曼卿的《边疆教育》一书，是我们所见到的第一部有关边疆教育的专著。作者在书中论述了边疆教育的范围、重心和对象，同时指出发展边疆教育必须从民族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实际出发，切不可脱离民族地区的环境条件。作者在对甘肃、宁夏、青海、察哈尔、绥远、西康、新疆等边疆省份的教育发展状况进行实地考察以后，对边疆教育实施的理论原则、教育行政改进、教育经费规划和师资培养等方面，提出了系统的规划、设想和改进意见。刘曼卿的《边疆教育》一书在20世纪30年代可算是边疆教育研究的开山之作。 　　1938年，卫惠林《边疆民族问题与战时民族教育》一书由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作者分别记述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在教育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指出应从巩固国防建设和增进民族团结的高度来认识边疆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指出“欲解决此等边疆民族问题，完成团结御侮之神圣使命，有两个根本的途径，即普遍的推行民族教育与彻底刷新边疆政治，此二者有密切之关联：边疆政治之刷新必须借民族教育之推行为其前导，为其依据，因为边疆政治制度容有种种障碍不易一时革除者，但民族教育则可以在民族战争的神圣要求下迅速推行”。[1]最后，作者在介绍战时民国中央推进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措施的基础上，总结其利弊得失，提出战时在边疆地区实施民族教育所应遵守的几个重要原则，包括革除华夏蛮夷的思想认识和民族偏见，尊重各民族固有的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尊重各民族现行的政治与社会组织，推行生产教育、开发边疆富源，推行社会文化事业、激发民族抗战意识等十条原则。 　　1943年，曹树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