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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合作运动中农民心态的研究 　　[摘 要]学术界对于民国合作运动的研究多着眼于经济维度的考察，忽视了作为运动主体的农民心态与行为的研究。民国合作运动的历史表明，农民并不总是响应政府的号召，而是从自身的利益和角度出发来审视这场运动，在整个运动中，农民表现出了观望犹豫的怀疑心态、敷衍搪塞的应付心态、投机取巧的功利心态、厌恶憎恶的恐合心态以及偷工减料的耍滑心态。对于农民心态史的研究，可以丰富民国合作运动的多面性，揭示被遮蔽的社会事实，对于关照当下的社会现实亦具有十分重要的资鉴。 　　[关键词]民国合作运动；农民心态 　　民国时期的合作运动是中国合作事业的开端，学界对其进行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就目前研究来看，学者大多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探讨国民党政府推行合作运动的起因、政策、发展阶段、合作社的类型、原则以及实际成效，并对合作社的资金来源、空间分布、贷款对象及盈利分配、内部管理等方面展开了研究（姜枫、潘劲、张士杰等）；赖建诚从社会经济史角度对近代合作运动进行了整体分析；也有学者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近代合作化思想进行了探究（蒋玉珉、张曼茵）；李金铮、王先明等就二三十年代华北乡村合作社的借贷活动等作了广泛研究，以此揭示了近代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赵泉民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了合作运动中政府、社会与基层政权、民众之间的关系，由此探讨了合作运动失败的社会文化因素等，但是关于近代合作运动中农民心态的研究并不多见。民国时期的合作运动是一场关乎农民、农村命运的规模宏大的运动，农民是如何看待这场涉及自身命运与利益的运动的？迄今为止的研究尚比较薄弱，作为运动主体的农民的复杂心态及其行为被压抑、湮没了。民国时期的合作运动作为“农民自身的运动”[1]，农民并不总是响应政府的号召，他们是从自身的利益和角度出发来审视这场运动的，只有准确把握农民的心态和行为，才能更好地理解这场运动。有鉴于此，本文主要探讨民国合作运动中农民的心态，由此揭示被遮蔽的社会事实，对于关照当下的社会现实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观望犹豫的怀疑心态 　　民国合作运动面临的难题之一是“乡下人漠不关心，只是乡村以外的人瞎嚷嚷。”[2]农民对政府推动合作运动怀疑、冷漠甚至敌视，“乡村人民往往以为城里边来的人，总是欺负他们，不大会给他们办什么有利益的好事。你到乡村宣传合作，不听或听不懂的人不用说，就是听而懂了的人，依然怀疑你为什么肯来给他们办这样的好事，他们听着虽觉很好，但不会马上来接受，至多当时说声不错，再不会有别的反应。――他们根本不相信有人会关切他们的福利的，下乡办事的人们处处要遭受非难，农人们总是疑神疑鬼，在你明明具有十分诚意，农人们老不相信，甚至你愈发恳切，他们愈发不信”[3]。当组织者到农村倡导村民办理合作社时，“村民对于合作都疑信参半”[4]，甚至“把合作社当做教门或秘密结社的组织，所以都在暗地里怀疑或窃议，不肯加入”[5]，更有的村庄，把前去建立合作社的教员“误会为汉奸，是来收买人心的”，或者是“什么什么教的教徒，专为传洋教而来的”[3]。 　　对于中国农民而言，长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愚穷弱私”（晏阳初），普遍没受过什么教育，与世隔绝，他们保守、闭塞，固守传统，惧怕变化，不愿接受任何新生事物，正如美国学者斯科特（Jame SCtt）所说，对于濒临生存边缘的农民而言，安全第一是农民的生存经济学，它远远优于经济利益。任何一种新的包括对自己有利的变动和尝试，都可能导致某种程度的危险和不确定性，因此使人变得格外小心。合作社进行农业科学技术推广时，起始农民多不接受，“均以江湖游方目之。若言语过多，每置之不理或赏以闭门羹；当接受之时，均有怀疑心理，――发生无谓谣传：如谓种改良棉后，地力拔尽，以后即不能种植任何庄稼。又谓无故将种子送人，决不怀好意，将来如有收获，恐不足价比棉种价值，因之每有在棉花生长至七八寸时，自行拔去。”[6]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学生李洁斋到乌江推广改良棉种，当农人发现改良棉种籽粒大，籽绒多，和祖宗历来所用的大不相同，恐怕未必发芽，多半抛在粪坑或喂牛。一些尝试种植的农人发现改良棉苗的颜色形状不同后吓的赶紧用锄头连根带叶锄的一干二净。 　　中国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培育了中国农民胆小怕事、求验守旧的生存模式，“消极避世是最安全的政策……在中国具有明显的活命价值”（林语堂），农民长期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中，对于来自外界的任何新鲜事物具有强烈的排斥与敌视心理，这种排斥与敌视心理的背后隐藏着农民对新鲜事物可能对其利益侵蚀的担忧，面对外力的冲击，当农民不能确定这种外力的性质的时候，农民的本能反应是“风险最小化”，而避免风险最好的策略就是观望、犹豫、不合作。 　　二、敷衍搪塞的应付心态 　　民国时期的合作运动是在国弱民穷、挽救民族危机的背景下展开的。不论是政府层面的倡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