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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图书馆治馆思想的研究 　　[摘要]简述了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图书馆短暂且多舛的命运，从丰富馆藏、对外开放、读者活动、学术研究、事业发展、人才使用培养六个方面阐述了治馆思想，并引发了馆藏是图书馆立足之本、人才是图书馆发展的动力之源、开放是图书馆的价值所在、学术是图书馆的灵魂这四个方面的启示。 　　[关键词]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图书馆；治馆思想；图书馆管理 　　[中图分类号] G258.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41（2015）05-0055-04 　　1 馆史简介 　　中华民国成立于1912年，而国立中央图书馆于1933年才在南京筹建，1940年在重庆正式宣布成立，迫于日军轰炸，又转移到附近农村艰难维持开放。抗战胜利后，1946年从重庆返都南京并建设新馆，次年建成。仅隔一年，1948年底、1949年初部分馆藏珍籍又遭转运至台湾，结束了在大陆短暂且多舛的生涯和使命（如表1）。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3月19日正名为国立南京图书馆，1954年7月随着江苏建省改名为南京图书馆（省级馆），一直延续至今。 　　国立中央图书馆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命运紧密相连，恰逢社会大动荡、国民大觉醒、制度大转变、文明大转型的非常时期，在动荡中孕育，在转型中诞生，在抗战中成长，在内战中迫迁台湾，从筹建算起到离开大陆短短15年，从宣布成立算起区区8年。可以想象，除去来回搬迁、建设馆舍等因素，断断续续面向社会开放的时间累计不过11个年头，在战火中要形成一套成熟的治馆理念和开放经验可谓难之又难。但是，难能可贵和幸运的是，这期间，有一位图书馆学家，从筹备、建设、搬迁、开放，直到迁离大陆，自始至终用他的博学、专长和敬业精神，像母亲一样孕育它诞生、呵护它转移、照顾它成长，这位图书馆学家就是蒋复璁。从1933年接手筹建到1949年迫迁台湾的15年时间里，蒋复璁的工作经验和治馆理念基本上代表了国立中央图书馆的治馆思想。 　　2 治馆思想 　　2.1 千方百计丰富馆藏 　　在筹备之初，国立中央图书馆仅有教育部的4万册普通图书以及前清礼部、学部的部分旧档合计4.6万册，可谓白手起家。在馆藏资源建设上，国立中央图书馆秉承“有书总比无书好”的藏书思想，千方百计多途径、全方面地广泛搜集文献，首先解决有无问题，把“收藏全国文献、购备各国重要典籍、建设全国示范的图书馆”作为三大目标，并采取了购买、呈缴、征集、交换等方法，千方百计地纳入馆藏，在抗战时期又尽最大可能地避免珍稀古籍文献流失海外或被战火毁坏，在保存国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1.1 购置。在筹建之初，底子薄、经费少，开始每月拨款2000元，不久每月拨款4000元，抗日战争爆发后缩减到每月1500元。据统计，1933年至1939年的七年间，包括设备和购书款仅拨款29.1万元，这与同时期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年经费30万元不可同日而语，与省馆相比也相差很多。为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国立中央图书馆采取了轻重缓急的采购原则，即“按已藏书籍分类补充，或视阅众需要随时采购，先求普通本之完备，再事善本之收藏。惟遇希见之稿本，富于史料之珍椠，则不惜重价购备”。1933年7月购置天津孟氏所藏拓片2901幅，1937年在上海购置了吴兴张氏、刘氏，金陵郑氏及番禺沈氏所藏善本古籍4864部、48000余册。同时，重视采购国外英、美、法、德、意等各国的百科全书，可惜由于经费不足，所购数量有限。 　　2.1.2 呈缴。自筹备处成立，即通函党政机关学会与世界各国学术团体征求出版品，并据教育部新书呈缴规程，函告各出版界呈缴书籍。1930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新出图书呈缴规程》6条，规定凡新出图书，出版者应缴送4本，出版者所在省（市）教育厅（局）1本，教育部图书馆、中央教育馆、中央图书馆各1本，如不呈缴者，禁止该书发行。1933年6月，教育部第6009号训令规定：“各书局呈缴新书除缴部一份外并应分别改寄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暨北平图书馆。”1937年国民政府公布出版法，明确国立中央图书馆为收受机关之一。1947年再次细化《新书呈缴法规》，通过不断出台法规，确保了馆藏图书的无偿来源。 　　2.1.3 交换。1934年，筹备处从国立中央研究院接管了出版品国际交换工作，与协约各国互相交换出版品，以增进友谊，沟通文化。为盘活馆藏、以书生书，筹备处影印了大量馆藏珍品，与其他图书馆开展交换，最得意之作是精选《四库全书》影印为《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总计232种、1960册，不仅充实了馆藏，还把这些“抢手货”与世界各国图书馆进行交换，获得了不少西文书，加强了中西文化的沟通，扩大了国际知名度。难能可贵的是，在西迁重庆后，依旧在昆明、重庆分设出版品国际交换处，艰难地开展馆藏交换。1946年在南京成立国立中央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