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蒙古族经济的体系分析.docVIP

民国时期蒙古族经济的体系分析 　　【摘要】本文采用历史文献研究方法，通过对民国时期蒙古族经济体系分析，力求分析和说明民国时期蒙古族经济体系的全貌。通过分析本文认为，民国时期蒙古经济体系由畜牧业经济、农业经济，以及新生的商业公司、合作社、银行等经济成分，以及极为落后的工业经济构成。这是一种在扭曲社会形态下的畸形的经济体系，然而，以牧民为劳动主体的经济体系就是在这复杂的经济中不断孕育生长。 　　【关键词】畜牧业经济　商业公司　工业经济 　　一、畜牧业经济 　　蒙古地区的经济主要有三种形态，即畜牧业、农业和半农半牧业。从事畜牧业的蒙古族主要分布在呼伦贝尔、哲里木盟北部、昭乌达盟北部、伊克昭盟中西部、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北部、乌兰察布盟、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以及青海左右翼二盟、新疆六个盟。从事农业的蒙古人主要分布在哲里木盟大部、昭乌达盟南部、卓索图盟、察哈尔右翼四旗、土默特旗、伊克昭盟东部和北部沿黄河地区以及新疆部分蒙古族聚居区。半农半牧区介于农区和牧区之间，牧区及半农半牧区的蒙古人还从事季节性的狩猎业。 　　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继承了清末在蒙古地区开垦的政策.变本加厉地执行滥垦政策，制定许多奖励开垦的法令，并在蒙古地区实行改省设县，强行开垦等，使得广大蒙古牧民的生产、生活遭到极大破坏。随着汉族移民和设县数量的增加，使得农业区域由南向北延伸、扩展。而由于牧场被放垦，牧业区进一步减少。有更多的蒙古人被迫放弃畜牧业，从事农业，一部分蒙古人从事传统畜牧业的同时还兼营农业；还有一部分蒙古人离开放垦区域，向牧区迁徙。牧区的范围尽管比农业区大，农业区的蒙古族人口远比从事畜牧业的蒙古人多。 　　畜牧业的生产方式仍然保持游牧的传统.但在一些地区也引进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技术。19：20年前后，从俄国迁到呼伦贝尔的布里雅特蒙古人使用马拉割草机等机械打草、搂草，为牲畜安全过冬储备干草。新疆的蒙古人还引进优良牲畜品种，与当地马牛羊进行杂交改良，培养出著名的焉耆马及优质黑白花牛品种。 　　民国时期的蒙古族畜牧经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特别是沦陷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掠夺和摧残下，由于草场的无序使用，牧业劳动力锐减，以及原始生产工具，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外加自然灾害频发，牲畜疫病流行，畜牧业生产遭受到巨大的破坏，牲畜头数骤减，各族牧民生活苦不堪言，其各类权利根本得不到保障。以下事实可以说明畜牧业遭到破坏的情况。 　　第一，草原面积缩小，草场受到破坏。国内外反动统治的长期实行“滥垦政策”.大面积不适宜农业的草场被开垦为耕地.草场面积严重减少，水草最为丰美的内蒙古地区的草场几乎丧失殆尽。加之，由于缺乏必要的水利设施，大片干旱草原不能得到持续利用，其畜草承载能力相当有限.割据的统治政策致使草原牧民的生产和生活范围受到巨大限制，游牧的生产方式被严重践踏，导致传统的游牧生产技能、知识、经验几乎没有用武之地。草场面积的缩小，使部分牧场，尤其是河流和水泡子附近的牧场，被迫增加承畜量，甚至形成滥牧、抢牧，以致放牧过度。造成草量减少，草质下降，草场严重退化，甚至沙化，荒漠化的不利局面。 　　第二，畜牧业经营管理粗放的，完全靠天吃饭，抗风险能力更是低下，劳动力缺乏。民国时期，广大牧民长期处于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困境中，草原牧民的健康状况不佳，牧民体质下降，死亡率逐年上升，人口大量减少。抽壮丁、派老工，青壮年大批逃亡在外，青壮年劳动力奇缺，人口结构不足以维持正常的畜牧业发展需要。由于畜牧业的扩大再生产同各类畜禽内部的公畜、母畜、仔畜、幼畜的比例关系密切。劳动力总量、结构上的问题，致使许多地方只得采取混放牲畜，公畜、母畜、大畜、小畜混群放牧。这一时期，广大牧民使用的主要生产工具仍然停留于鞭子、套马杆、马笼头、马嚼子、饮水筒、接羊袋、勒勒车等少数简陋工具的水平。 　　第三，灾害频繁，疫病流行。游牧经营方式依赖天然的水草而生存发展，逐水草而居。自然条件恶劣，冬春季节寒冷，每当寒潮侵袭，形成“白毛风”，冬季下雪过多，形成“白灾”，下雪少形成“黑灾”，风大草枯，星星之火就能引起“红灾”。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没有打草储草的储备方式，容易受到突发灾害的影响。畜群中流行的疫病主要有牛瘟、炭疽、气肿疽、口蹄疫、布鲁氏菌病、羔羊痢、羊快疫等。医疗技术力量几乎为零，全区没有一个兽疫防止单位，仅有为数不多的兽医技术人员以及民间兽医，预防和治疗条件很差。 　　第四，农牧矛盾加剧。民国时期，农业和牧业之间矛盾的一面凸显出来。牧业不仅得不到农业的支援，而且受到农业的排挤。牧区既没有饲料基地、也没有交通工具。农牧业矛盾最为突出的是半农半牧区，农牧业在生产内外，形成多重矛盾，甚至一度演化成为民族之间的矛盾。农进牧退的产业关系的错误走向进一步强化，这一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