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第二章汉唐部分第一至三节.pptVIP

（四）天人感应 　根据以上所述自然关系的拟人化和社会关系的神秘化，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深察名号》）并进而认为，在“天”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感应关系。他认为，“人”的活动必然会得到“天”的反映。如果君主按照“天”的意志办事，天下大治，国泰民安，“天”就会降下“符瑞”，表示肯定；如果君主违背了“天意”，影响到大一统封建国家的稳定和巩固，“天”就会降下灾异警告，表示危险。特别是后者，董仲舒尤其看重。 　董仲舒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传》） 在董仲舒看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汉书·董仲舒传》） 正是这样，董仲舒通过“天人感应”理论对统治者提出了严正的警告。因此董仲舒主张： “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尧舜不擅移而汤武不专杀》） 　不仅如此，董仲舒还针对当时的实际，提出了一些保证民众生存要求的主张，如抑制土地兼并的“限民名田”、减轻徭役赋税的“以宽民力”等。 ●董仲舒宣扬这套“天人感应”理论的目的，主要在于“屈君以伸天”，试图以“天”的神秘力量来制约君主的无上权力。这套理论，在今天看来很荒诞，但在当然却可以算得上一大发明。有汉一代，确有不少正直有识之士利用“天人感应”理论来向皇帝进言、提意见。而统治者出于对于“天”的敬畏，也果真对这些意见有所接纳。这一点，在《汉书》与《后汉书》中有不少记载。如《汉书·元帝纪》记载：西汉元帝黄龙五年，“夏四月，有星孛于参。诏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众僚久旷，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阴阳为变，咎流万民，朕甚惧之。……’省刑罚七十余事。”因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在历史上有其积极的意义，不应当只把它看作是一种消极的错误的东西。 ? 三、“天道不变”思想 　　董仲舒的哲学，固然有试图限制君主无上权力的一面，但同时又有着为大一统封建国家的合理性、永恒性作论证的一面。在这一方面，他提出了“天道不变”思想。“天道不变”思想是与“天人感应”理论相联系的， “天道不变”思想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凡物必有合” 董仲舒认为，事物普遍存在着矛盾。他把矛盾双方的统一称为“合”，认为这是一个“凡物必有”的普遍现象。 董仲舒主张：“凡物必有合。”（《基义》） 这里的“合”，有配合、对偶、对立物的结合等意思。在他看来，上与下、左与右、表与里、前与后、美与丑、顺与逆、喜与怒、寒与暑、昼与夜、夫与妻、父与子、君与臣等，都是相反相成的。“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基义》） 董仲舒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由阴阳两个对立的方面所构成的。 ? （二）“天道不二” 董仲舒看到了事物普遍包含矛盾，但是，董仲舒又把矛盾双方看成是固定不变、不可转化的。例如，“阴”与“阳”这对最基本的矛盾，就是“阳之出也，常悬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悬于后而守空处”（《基义》），“阳”永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居于主导地位；“阴”永远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居于服从地位。“阴”与“阳”双方的地位是永恒不变的。董仲舒认为：“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天辨在人》）“阴”与“阳”双方地位的不同，是由“天”所规定的普遍现象，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如此。他特别强调，在社会生活中，臣要服从君，妻要服从夫，子要服从父，双方贵贱、尊卑的地位永远不能改变。 在这个基础上，董仲舒进一步推演出“天道不二”的论断。 他主张： 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天道无二》） 董仲舒认为，“相反之物”不仅定位不易、不能转化，而且也不能相互排斥、相互斗争，只能是一出一伏、不相矛盾。例如：“阴与阳，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右或左。……并行而不同路，交会而各代理。”（《天道无二》）“阴”与“阳”，从时间上来说是或出或入，从空间上来看是或左或右，不会构成矛盾，产生冲突。这就是所谓“一而不二”。董仲舒把这种“一而不二”称为“天”的规律，提出“君子贱二而贵一”（《天道无二》）。落实到社会生活中，就是强调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三）“三统”“三正” 然而，这又会遇到一个困难，就是“阳贵阴贱”、“天道不二”，难以说明封建王朝的兴衰更迭。为此，董仲舒又提出了一套“三统”、“三正”的理论。他认为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不是君臣易位，而是“天命”的转移，表现为“三统”、“三正”的依次循环。 　　“三统”，即黑统、白统、赤统。所谓“三正”，指根据中国古代历法，一年之中有三个月——寅月（农历正月）、丑月（农历十二月）、子月（农历十一月）可以为正月。 在董仲舒看来，每个新王朝的出现，都必须“改正朔，易服色”（《楚庄王》），以表示自己和前朝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