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社会、青年-(精选·公开·课件).ppt

时代·社会·青年 —— 新代际关系与“有我的利他观” 引子——关于“80”后概念 　　“80后”的概念发端于大众传媒，其代表人物是韩寒、春树、郭敬明、张悦然之类的新锐作家。　　 　　正是立足在这个角度，可以认定在社会关系的领域里产生“80后”的概念，是正常而合理的，其学术背景就是“代际差异”的理论。 　　其实，以一个出生年代来构造一代人群似乎是成立的。从学术上看，却显得浮泛，且表述也非严谨和纯粹。 当下传媒中频频出现“70后”、“90后”，甚至还有“60后”、“85后”等等说法，似乎十年就可分划出一代人群，是一种模仿性的“泛化”倾向。 “代际理论”的解说 1970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M?米德出版了《文化与承诺――论七十年代各代人之间的新关系》一书，首次对“代际理论”作了经典而系统的分析，引起了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构成代际理论的关键所在 中国学者对上述论述引用得很多，运用得很纯熟。 但 “代沟”理论更为关健、更为本质的部分是社会的“折断”（M?米德称“大动乱”）―― 它应该包括战争、革命、政治事变、宗教改革、地震、瘟疫，以及科技革命等等。 战争 革命 宗教改革 地震 瘟疫 科技革命 说明： 实质性的“代沟”必然是在巨大的社会转型中产生的，或者说巨大的社会转型必然拉开一条深深的沟壑，将经历者和不经历者阻隔开来。 据此： 　　　M?米德认为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人类史上两代人之间的“代沟”。 如此（引申和推论） ： 　　　我们认为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便是导致当代中国十分典型地出现“代沟”现象的根本原因。 代际差异的“发生源”与“表现流” 　　M?米德所说的西方社会的“代沟”，其源头在40年代，其显现则在60年代（放射至70年代以后）。 　　当代中国的“代沟”，其源头在60年代，其显现则在80年代（放射至90年代以后）。 　　代际差异的“发生源”与“表现流”之间存在着20年左右的时空距离。 原因 　　一代人完成了从婴儿→少年→青年的成长，不仅体格发育了，知识丰富了，自我意识也成熟了。于是，对人生、对社会便产生独立的见解，便会向父辈争取对话的权利，并需要通过种种渠道极其鲜明地表达出来。 　　社会经历了重大变革以后，各方面的机制因素、利益因素和关系因素通过调整、磨合，形成了新的结构和新的运作，就会有许多新的观念、新的规范、新的行为需要获得标树和伸展。 关于“80”后的不同议论 按照惯常的理解，“80后”指的是中国在1980年至1989年出生的人群。如果说这是狭义的阐说，那么广义的则是指80年代后出生的人。总之，“80后”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独生子女政策造就的一代。 评论的一极：许多社会舆论评价为“小皇帝一代”、“享乐的一代”、“消费主义的一代”，甚至还有“叛逆的一代”、“迷茫的一代”、“垮掉的一代”、“政治冷漠的一代”等等说法。 评论的另一极： 因为“80后”在汶川大地震和奥运会中的表现，又有社会舆论称为“爱国主义的一代”、“鸟巢的一代”等等。 其实，每一代人都是被所处时代塑造的，每一代人都有属于它自身的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特点（包括长处和局限）。 就此，相对于父辈来说，“80后”一代在知识结构，在科学技能，在观念、视野以及民主、法制等现代意识方面，均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今天，社会究竟立定什么坐标，来引导和教育以“80后”为主体的当代青年。 《南方周末》一初中生来信： 每当上“思想品德”课，我所在的班级会有一半同学昏昏欲睡，另一半则做其他科作业。这并非同学们不热爱学习，不勤奋刻苦，只因为思想品德课多是说教，与实际脱轨。 这封普通的学生来信，寥寥数语却点穿了思想道德教育的要害： 一是“说教”——空洞的、大而化之的。 二是“脱轨”——无着落的，无边际的。 共同特征——社会总是提出类似“树立理想信念”、“重塑青年人的精神支柱”等，宏大而崇高的“无我”性质的命题和标准，来指责和纠正青年人的所谓“大我”、“独我”。 “无我” （五、六十年代的话语），与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行政导向相一致，强调虚幻而妄动的“革命”、“奉献”和“牺牲”，而否定人的主体意识和利益所在。 表面上被理想点燃着，炽烈、纯洁而神圣的样子，实际上因没有根基，却是虚假和张狂（不能否认个别人的真诚性，但整体上是虚假的）。 于是，在当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背景下，面对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困惑，企图用当年“无我” 的价值判断来修正当代的“大我”，或者说企图使“大我”回归“无我”，显然不符合时代特征和青年人特点，显然是个误区。 “大我”的出路在何方——往前走的路径就是――“有我的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