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设计）-《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分析（学术精品）.docVIP

PAGE PAGE 13 绪论 《三国演义》是一部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在我国家喻户晓。它描述了从东汉中平元年(18年)的黄巾起义,到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 280年)统一中国的将近一个世纪中，魏、蜀、吴三国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历史。这段历史中，政治事件风云变幻，战争场面惊心动魄，谋士如云、猛将如雨。由于三国历史的独特魅力及它所具有的特殊政治内涵，三国人物一向是封建文人以及政治家所关注的对象。他们依据自己的喜好和政治的需要对三国人物加以大量的重塑和修改，导致了那些原本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有褒有贬的三国人物丧失了应有的本色，使其逐渐偏离了历史的真实。其中，当以蜀汉的刘备最受后世争议。有学者认为刘备以诚待人、善于用人；有学者认为刘备假仁假义、残酷无情；甚至有学者认为刘备能得到江山全在于脸皮厚。本文将致力于对《三国演义》中刘备与历史记载刘备的比较分析，以此来还原真实的刘备。 1、《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 在我国封建社会，儒家思想长期居于正统地位，孔孟的政治主张强调“德治”和“仁政”，告诫统治者要“以德服人”。要用自己的人品、高尚的道德来影响臣民，征服百姓，即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广大人民群众渴望明君贤相治国，渴望天下清平。而人民群众所期待的理想的明君，应当德才兼备，具有大济天下、仁德爱民、宽厚待人、知人善任的政治情怀和美好品德。从《三国演义》文本描写来看，刘备称得上是封建社会理想的明君典型。在《三国演义》中，充分描写和表现了刘备大济天下、仁德爱民的政治情怀。小说开篇写刘备幼时即有天子之志，“玄德幼时，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曰：‘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他“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与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时，立誓要“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兴复汉室。自桃园三结义至白帝城殒命，刘备为实现大济天下、兴复汉室的理想壮志，始终注重仁德爱民，宽厚待人。初任安喜县尉，“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 [1]，因此，当督邮来到安喜县要淘汰刘备时，五六十个老人一齐到督邮馆驿为刘备苦告求情。曹操攻打徐州时，公孙瓒应徐州太守陶谦的求助，派刘备带兵解了徐州之围，陶谦让刘备接掌徐州之印。关羽、张飞等都劝他接受，刘备一再推辞，认为这是陷他于不义。后来刘备遭到严重挫折不得不投奔荆州刘表，受命屯驻新野多年，他以安民为务。“军民皆喜，政治一新”，因而受到新野百姓歌颂：“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2]化名单福的徐庶刚投奔刘备，曾试探刘备的仁德之心，说刘备所骑“的卢”马妨主，让他将此马先送给意中仇人。刘备闻言变色，斥责徐庶“初至此，不教吾以正道，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备不敢闻教”[3]。刘备对徐庶坦诚相待，拜他为军师，打败吕旷、曹仁之后，刘备更视徐庶为天下奇才。而当徐庶得知母亲被曹操囚禁要辞别刘备时，刘备虽然难以割舍，但为顾全其母子之情，允其离去。刘备拒绝了孙乾所设留住徐庶的计谋，说“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4]，亲送徐庶出城，置酒饯行，挥泪送别。可见刘备爱才之深又仁义之极。刘备对同宗刘表父子也表现出大仁大义。曹操南征荆州，适逢刘表病死，刚刚继位的少子刘琮不战而降，诸葛亮建议刘备攻刘琮而夺荆州，刘备垂泪答道：“吾兄临危托孤于我，今若执其子而夺其地，异日死于九泉之下，何面目复见吾兄乎?”于是决定走樊城以避曹操。在生死关头，刘备表现出的仁德爱民品德更为感人。当他由樊城经襄阳向江陵撤退时，十几万百姓愿追随他渡江，因而只能日行十余里，曹兵追来，情况危急，众将劝刘备“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竞哭着说：“举大事者必以民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5]行至当阳，果然被曹操率兵赶上，十余万军民顿时大乱。刘备在张飞保护下且战且走，至天明，身边仅剩百余骑，他不禁大哭道：“十数万生灵，皆因恋我，遭此大难；诸将及老小，皆不知存亡。虽土木之人，宁不悲乎!”这一仗，刘备在军事上虽遭到惨败，但在道义上却赢得了极大胜利。从此，刘备的“仁德爱民”更加名扬天下，远得人心，近得民望，成为刘备迥别于其他创业之君的最大的政治优势。因而刘备入川时，其军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百姓扶老携幼，满路瞻观，焚香礼拜”。在复杂的斗争中，刘备领略到遵循儒家思想道德对于角逐天下的重要性，十分注意自身品德人格的修养，树立贤德之君的风范，至临终时仍不忘留下遗诏告诫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可以服人。”[6]正是这“惟贤惟德，可以服人”的基本政治理念，铸成了刘备受人敬重的品格，成就了刘备的一方霸业。（引文[1-2，3-6]分别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刘备的仁德爱民。） 宽厚待人、知人善任的政治情怀和美好品德在《三国演义》中所描写的刘备形象上也有充分体现。对结义弟兄关羽和张飞，刘备视如手足，情同骨肉，患难与共，不必多述。对几经周折而追随他的赵云，刘备予以重用，危难时刻也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