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绥铭我为什么的研究她们.docVIP

潘绥铭我为什么的研究她们 　　 　　性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潘绥铭是一个无论学术还是为人都很有个性的人物，而作为一个老北京人的先天语言优势，赋予了他连学术性表达都富于节奏和韵律的能力，他能把对方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回答得波澜迭起。同时他是一位快乐的老人，也是一位能让人快乐的老人，于是课堂与谈话，都诙谐而生动，与众乐乐。于是乎，与其让听者再技巧性地复述，不如原汁原味地听听他怎么说― 　　1995年，我的一个发小做个体生意发了点小财，有钱带着我到处去玩。其实我知道他就是把我当花瓶，你看，我有一个当教授的朋友。在这个过程中，我接触到了“小姐”，就是性工作者。 　　我是研究性社会学的，从学术上讲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你研究性社会学但不研究“小姐”这个问题，是很荒谬的，所以到了1998年，我就下定决心要做一点调查。 开发区和“小姐” 　　西南地区，我去过13个地方，发现各地政府都在强行搞开发。各个县都一窝蜂搞起了开发区，把两个大队的地一收，政府把公路建起来，老百姓就用征地得到的补偿，在公路两旁建房子，这就成了开发区。 　　这些地方兔子都不拉屎，谁会去那里投资呢？盲目开发的结果就是农民没地了，盖了房子钱也没了，那能干嘛？最开始只能做点小买卖，但是卖东西的人比买东西的人还多，那地方又不是交通要道，城里人不会来，也就发展不起来，只好发展性产业，只有“小姐”能把城里人吸引过来。尤其是城里经常扫黄，而开发区那种地方很“安全”。 　　这就是盲目发展经济，“GDP主义”盛行的结果。光是听我说你没感觉，去了之后就知道，这地方请我来我都不来，还招商引资？这都谁想出来的主意？你离省城还有100多公里，我疯了吗？把原材料拉到这里来，生产出东西再拉出去？ 　　你这里是人工便宜，但路费就抵消掉了人工优势。而且，你有什么人工？都是农民。有一个地方，改革开放之前有一个造纸厂，因为它有大量稻草，这个厂有80多个工人，就成了“工业基础”。就这么一个县，它也弄一个开发区。就算在当地招工，那些农民是上来就能干得了活的吗？培训不得要钱？哪个投资者这么傻会跑你这来？交通又不方便，高速公路下来还得拐一弯儿，走20公里县道，下雨之后一层烂泥，哪怕生产的是纸盒，我也得拉出去呀。 　　所以完全是当地一些领导在那拍脑门。 　　我们去头两个地方没注意，开发区是早就有的，后来才发现开发区便于发展性产业。而且当地人又不消费，就是靠吸引县城里的人，当然也有省城的，但那个数量很少。开私家车120公里到你这找“小姐”，这玩意儿可能性太小了。 昙花一现 　　性产业在这种地方还容易引起事端，就是人们经常骂的，拐卖啊，禁锢啊，强迫卖淫啊，这都是真事儿。 　　因为在那些地方，好不容易弄来一“小姐”，当然不能让她跑喽，可“小姐”一看这地方没生意，当然要跑，于是就变成了强制。 　　在开放的地方，一个人看一个都看不住，何况还有两个，或者好几个。你24小时盯住她？怎么可能。而且开放的地方同业之间还有竞争，你要对她们不好，改天就被人家挖走了。在开放地区，暴力控制事实上根本行不通，她要真的不想干，出了门到对面她可以打工啊，可以卖东西啊，有的是就业机会。所以稍微收入低点，她就干别的去了。 　　可在西部县级开发区这种地方，就业机会很少，所以“小姐”也只好认了，至少还能有俩钱。除非你走很远，否则你也没别的可干。 　　2000年前后，县一级的开发区集中冒了出来，我去的时候是2004年和2005年，那时候房子盖起来了，但没人住了，饭馆也开不起来，有人就开了卡拉OK。一开发现，至少这个还有点儿生意做，好歹还有人来，尤其是外地人，“小姐”群体也就这么出现了。 　　一个县搞起来，旁边的县也跟着都搞起来，谁也别吸引谁了，得，大家都就地消费，但这种消费太有限，后来就都衰落了。2008年前后，我和调查时候认识的一个当地老板一起吃饭，他一直唉声叹气，说完了完了，这一行做不下去了。不用你扫已经自己消失了，没有市场嘛。农民也在不断地找出路，找挣钱机会。2000年以后农民出去外地跟疯了一样，本地就没什么人了，他那个镇已经完了。不光是村一级，到镇一级都基本上凋零了。 主动与半主动 　　然后我们发现，在发达地区，做这一行的人，个人主动的越来越多。我们在1999年做调查的时候，多数还是半主动的。她被工厂开除了，或者被老乡骗着过来了，这都是半主动的。 　　可是到了2005年以后，主动的就越来越多了，而且她不再经过工厂这样一个环节，原来是都在工厂里干过跑出来的，这时候实际上她们从农村家里出来就已经知道要干这行了，虽然很多时候不明说。 　　为什么会主动去干这行？自在呀，下午4点以前根本不用来上班，而且收入还比工厂高一点，高个20%、30%，甚至50%。我去看过工厂工人住的地方，大仓库改的，我的天哪，6层的床，几百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