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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模型的研究范式及理论发展 　　摘要：作为聚焦地方政府间垂直权力关系演变的理论模型，“浙江模型”能够较好反映下级政府自主权力扩大所带来的积极效应，但无法有效回答下级政府“滥权”问题。提高“浙江模型”的解释力，需要对下级政府的自主权力进行解构，厘清自由行使权力、约束行使权力和激励行使权力，明晰自主权力运行机理。 　　关键词：“浙江模型”；地方政府；“省直管县”；垂直权力关系；自主权力 　　中图分类号：D6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7-0015-04 　　作者简介：单凯（1981-），男，杭州人，中共杭州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地方政府治理。一、“浙江模型”的实质与问题 　　垂直权力（或纵向权力）研究范式是当前地方政府间关系研究的一个主要流派，聚焦垂直权力关系变化对地方发展的影响。以浙江实践为基本素材所形成的“浙江模式”是代表成果之一。 　　（一）“浙江模型”的实质 　　1在中国单一制的政府体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往往是在既定的权力结构与权力博弈中寻求突破。[1]首先在权力关系上作出较大突破的是浙江省，其在全国率先实施了“省直管县”政策，通过前后20余年六轮次的放权，赋予了县级政府部分原地级市享有的社会经济管理权限。放权行为从广度上已覆盖到全省县（市），并在深度上达到了乡镇一级。不同于其他地方政府垂直管理模式，浙江省通过权力下放为辖内的市、县、乡（镇）提供了一种较为平等的市场竞争地位。权力下放带来浙江省地方政府间权力关系的优化，使政治上层建筑更加适应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吴金群等学者通过大量数据的聚类分析，指出在采用放权省份中，浙江省管理幅度小、经济基础好、技术保障强、前期试点很充分，具备率先减少行政层次，实现全面的省管县体制的条件。[2]5469在县域发展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使浙江实践备受学界关注，对浙江省地方政府间垂直权力关系的研究文章数量远远多于其他省份，“浙江模型”从中脱颖而出。 　　基于垂直权力研究范式的“浙江模型”有其自身逻辑体系，即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下，通过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含省对市、省对县、市对县、市对镇等）的权力下放，激活下级政府发展自主权（见图1）。尽管很多学者注意到“浙江模型”不仅仅包含垂直权力的下放和上收，“省直管县”也不能简单等同于权力下放，还涉及诸如政府职能转变、政府间关系协调、城乡分治等一系列问题，[3]因理论模型相对简洁，对县域发展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浙江模型”备受社会关注。 　　2“浙江模型”的两个主要研究方向。第一个研究方向聚焦于解释浙江县域发展现象，评估浙江实践的实际成效，为浙江省的后续发展提供理论建议。多数学者客观地提出，浙江实践具有鲜明的浙江特色，“浙江模型”值得借鉴但不能复制。何显明等学者强调，市县分治是浙江省省管县改革的核心内容，通过对县的放权，增强了县级政府加快发展地方经济发展、深化体制改革的自主权，进一步调动起县（市）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是浙江克服工业基础薄弱、资源匮乏等不利条件，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体制优势。他进一步指出，浙江省省管县体制的放权效力一则在于激活省市县三级财政体制：二则充分调动了县加快区域经济发展，扩大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则极大提高了省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同时有效地调动了地级市挖掘自身财政潜力、发展经济、培植财源的积极性。[4]125137马斌等学者则指出，浙江省采取的权力下放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效，关键在于浙江省独特的制度基础和综合条件，如地理特征、交通状况、行政区划、经济发展空间结构，相对合理的政府职能定位以及政府规模、中心城市和强县经济并重的发展战略，有效平衡了市县之间的利益冲突。[5] 　　第二个研究方向是将“浙江模型”作为改革“市管县”等其他地方政府间权力关系的积极方案，为其他省的地方政府间权力关系重构提供政策建议。自上世纪80年代初，“地区管县”权力结构被破题，“市管县”与“省管县”体制并行发展。这一时期，论证“市管县”体制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的研究成果较多；[6]到90年代后期，“市管县”体制逐渐暴露出发展局限性，中心城区压制郊县发展等问题不断突显，通过扩权强县、“省管县”乃至复合行政等建立新型地方政府间权力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时期浙江省在县域发展上取得的积极成果为理论破题提供了丰富素材，众多学者纷纷利用“浙江模型”来反证“市管县”体制的发展局限性。而事实上，用浙江省“省直管县”体制的成功来反证其他地区“市管县”体制的局限性，并进而引出三层权力结构或四层权力结构更加适合中国等论断，这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都存在着问题。缪匡华等学者经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并对比浙江、福建等省的地方政府间垂直权力关系，提出不同省份的地方政府权力关系和运行逻辑亦不相同。[7]对此，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