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体育思想的研究.docVIP

潘光旦体育思想的研究 　　摘要：潘光旦先生创立了中国近代新人文史观与“位育”思想。先生曾以新人文史观和“位育”思想为理论依据，对民国时期的体育发展进行了深入考察与分析，视角新颖、立论深刻、意义深远。文章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以探讨潘先旦先生的体育思想。 　　关键词：潘光旦；体育思想；新人文史观；位育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0)06-0042-03 　　 　　潘光旦先生，江苏省宝山县人。1922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赴美留学，主修生物学。研习遗传学、优生学等。先后获达茂大学学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曾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各校任教。毕生从事于优生学、社会思想史、家族制度、人才学、性心理学、民族学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其著译作约六百万言，是一宗很有价值的学术遗产。在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影响。潘光旦先生自青少年时期就热爱体育运动，在清华读书时期选择跳高作为经常锻炼的方式。然而由于学校鼓励有余，指导不足，跳高时腿底不甚跌坏，“结核菌进去使发炎了的骨节溃烂起来，我没有办法只好在民国五年把它锯掉了。”即便如此，先生对体育的热情及关注度也并未降低，在先生的著述中有近二十余篇文章专门论述体育，内容广泛、立论深刻，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实属少见。不仅涉及民国时期的竞技体育发展，也有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的发展；不仅涉及对民族健康状况的思考，也有对中西体育文化价值与形态的思辨。作为一宗很有价值的学术遗产，当前学术界，特别是体育界对潘光旦先生体育思想的研究却几近于零，实乃遗憾。文章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以初步探讨潘光旦先生的体育思想。 　　 　　1、潘光旦先生体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1.1　新人文思想 　　费孝通先生曾说：“达尔文只阐明了，‘人类的由来’，而潘先生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着眼于‘人类的演进’。他发挥了中国儒家的基本精神，利用现代科学知识改进遗传倾向和教育去培养日臻完善的人的身心素质。因之先生所提倡的优生学和社会学是一门包罗众多科学知识，融会贯通而成的综合性、完整性、实用性的通才之学，开辟了新人文史观的端倪。”在方法的运用上“他常常是把生物学的思想或知识原则运用于社会现象的分析，在运用之际，他在生物现象与社会现象之间结合得比较好，同时又加入了社会思想人文思想的影响，把两方面的思路揉合起来，结成一个有主线但头绪庞杂的学术体系。”新人文思想在内容上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即中西文化传统的人文思想，生物位育论，实验论和工具论，社会文化的功能学派和人的科学。新人文思想注重知识的汇通与综合，在对知识反思和人类行为理解的基础上，将整个人类的普遍性与文化的特殊性紧密联系起来。“在具体研究中，注重历史方法的运用，反思知识传统的来龙去脉，给人一种历史的浑厚感。在话语运用上，新人文思想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息，能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发掘出与现代科学相融合的语词，体现出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和超凡的领悟能力。潘光旦先生新人文思想在体育领域也有广泛的体现，主要体现在对体育促进民族健康的理性、客观评价以及中西体育文化价值与形态的思辨方面。 　　1.2　位育观 　　潘光旦先生关于体育的论述多发表在《华年》期刊上，如：《夏令营与儿童健康》(华年第3卷第33期，1934年8月18日)、《马戏式的运动会与国民体育》(华年第3卷第46期，1933年11月18日)、《上海学生的体格》(华年第2卷第5期，1933年2月4日)、《女子体育的新趋势》(华年第2卷第5期，1933年2月4日)、《体育会议后》(华年第1卷第20期，1932年8月27日)、《教育与位育》(华年第1卷第13期，1932年7月16日)、《参加世运失败的教训》(原载《华年》第5卷第35期“优生副刊”，1936年9月5日)等。《华年》期刊第一卷第一期始于1932年4月16日，潘光旦先生为主编，该刊物以“助少壮求位育，促民族达成年”为办刊宗旨。在《华年》开篇先生说：“中华民族全般的成年，和民族中各个分子的成年，自然有极密切的关系。各个分子如能发育得宜，人人臻安所遂生的境界，全民族的生活也就不怕不蒸蒸日上，到那时候国家虽不能返老还童，也可以老当益壮了。”潘光旦先生在《说乡土教育》一文中曾对“位育”做过精辟介绍：“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求所谓‘位育’。这是百年来演化论的哲学所发见的一个最基本最综合的概念。这概念的西文名词，我们一向译作‘适应’或‘顺应’，我认为这译名是错误的，误在把一种相互感应的过程看作一种片面感应的过程。人与历史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都是相互的，即彼此之间都可以发生影响。……在中国人的生活经验里，‘顺应’那个错误的译名所代表的概念我们早就叫做‘位育’。《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后世注经先生又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