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言语”理论的研究综述.docVIP

索绪尔“言语”理论的研究综述 　　摘 要：“语言”和“言语”的划分是索绪尔言语理论体系的基石，索绪尔由此确立了语言研究的唯一对象，并使语言学作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建立起来。经过近一百年的发展，他所倡导的“语言”的语言学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而“言语”的语言学研究却始终未能明确自己的阵地。自上世纪50年代陈望道、方光焘、高铭凯等引进索绪尔的语言学说以来，中国语言学界对“言语”问题的讨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本文对这三个阶段中集中讨论的五个问题进行比较详细的梳理。 　　关键词：语言 言语 索绪尔 《教程》 　　一、从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谈起 　　索绪尔所处的19世纪，正是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语言学研究，因语言材料的极大丰富和学者们在梵语认识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果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一大批语言学者致力于印欧语系中诸多语言的历史演变探索，他们通过对几种语言在语音、词汇或语法方面的演变轨迹的梳理和对应关系的比较，发现它们之间的亲属关系，以期找出各种语言的共同原始语。索绪尔就这样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氛围中成长起来，并于1878年发表了他的代表作――被称为“历史比较语言学史上的金字塔”[1]（P10）的《论印欧语元音的原始系统》。这一著作对比较语法学所做的巨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在引起德国语言学界广泛关注的同时，也为索绪尔带来了不公正的评论和攻击。索绪尔由此“对比较语法说了‘再见’”[2]（P10），并走上了普通语言学的道路。 　　“语言”和“言语”的划分是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基石，不过它并不是索绪尔的首创。早在19世纪20年代，洪堡就在康德和黑格尔辩证思想的影响下构想了两种语言科学，“一种是以人类的语言为对象的语言科学，即普通语言学，另一种是以个别、具体语言为对象的语言科学。”[3]（P148）尽管如此，其作为一种理论得到正式确立却是始于索绪尔：出于明晰语言学研究对象的需要，索绪尔将“言语活动”这一复杂体系分为同质的“语言”和异质的“言语”两大类，并最终促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索绪尔成为了语言和言语理论的主要贡献者。 　　在由学生根据索绪尔的授课笔记整理而成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中，索绪尔对“言语”主要有如下界定： 　　“言语活动的研究包含着两部分……另一部分是次要的，它以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即言语，其中包括发音，为研究对象，它是心理?物理的。” 　　“言语在这同一集体中是什么样的呢？它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其中包括：a.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组合；b.实现这些组合所必需的同样是与意志有关的发音行为。所以在言语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集体的；它的表现是个人的和暂时的。在这里只有许多特殊情况的总和，其公式如下： 　　（1+1’+1”+1”’……）” 　　“把语言和言语分开，我们一下子就把‘（1）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2）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从属的和多少是偶然的’分开了。”[4]（P35～42） 　　通过以上陈述不难看出，“言语”在索绪尔专为语言的语言学而构建的理论体系中是居于次要地位的，这一方面是由于索绪尔迫切地想要在关照对象多样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背景下，确立起能使语言学作为一门真正的学科所需的唯一的语言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则是由其理论体系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与同质的、可以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5]（P30）的“语言”相比，“言语”要复杂得多，因此也更加难以界定和说明。所以在《教程》中索绪尔对“言语”的讨论是不多的，因为在他看来，要给这样一个异质的、充满个人意志和无穷变数的事物下定义需要更长时间的、更为成熟的思考。 　　索绪尔对“言语”的不完整阐述为后世学者在“言语”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预留了极大的空间；但也正因为如此，语言学家们对其“言语”的定义产生了多重理解和持续争论。自20世纪30年代陈望道、方光焘、高铭凯等引进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区分学说以来，中国语言学界对言语问题的集中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讨论的焦点主要围绕着言语有无阶级性。由于夹杂了特定的时代因素和个人的情感是非，这场论争从一开始就偏离了学术轨道；争论双方从不同术语出发的概念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学术的交流与进步。尽管如此，语言学家们对言语具体所指的一些认识仍为后辈学者的言语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氛围趋于正常化，学术探讨更为自由。语言学界在“言语”和“语言”关系的认识上基本达成一致，有的学者还将“言语”与“语言”的区分理论扩展到了语法领域，促进了语法观念的更新；在延续传统语言学对语言系统内部研究的同时，提出了要加强对“言语”的语言学方面的研究。 　　第三阶段，进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