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斯的模式能走多远.docVIP

突尼斯的模式能走多远 突尼斯首位民选总统，呼声党领袖埃塞卜西89岁。 　　2014年可谓中东民主的“失意年”。埃及“枪指挥国”的势头不减反增，穆巴拉克“无罪化”引发的新一轮动荡未有已时;也门胡塞军、“基地”占山为王，混战纷争四起;利比亚更是“两府”并立，国将不国;就连长期被奉为“中东民主典范”的土耳其，也因宗教政治膨胀而饱受诟病。 　　民主落寞中，唯有北非小国突尼斯的民主改革蒸蒸日上，首位民选总统的诞生宣告“过渡时期”结束，《经济学人》更因其“在悲催的（阿拉伯）地区与纷乱的世界孕育了一丝希望”而评其为2014“年度国家”。在此背景下，探讨“突尼斯模式”的精髓与前景，应可给转型国家提供某种启示。 四年后的变与不变 　　2011年1月14日晚，担任突尼斯总统22年的本?阿里因国内骚乱弃国远遁。如今，在选民对过渡时期“伊斯兰复兴运动”执政不满的逆反效应下，本?阿里旧部埃塞卜西（Beji Caid Essebsi）领导的“呼声党”接连赢得议会大选和总统直选，仿佛一切又回到原点。 　　不过，在程序意义上，突尼斯前朝余党的东山再起，是在民选之后以和平方式与过渡政权实现交接，这与埃及军政权以“流血政变”复辟有着本质不同。而在实体意义上，后革命时代突尼斯公民的权利意识已被充分动员，正如选民基里亚?本?阿布德拉罕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所说，“过去我们常常害怕，但现在我们学会说‘下台’，如果埃塞卜西的工作不尽如人意，我们将会炒他鱿鱼”。民众选埃塞卜西并不代表赋予他“为所欲为”的空头支票。 　　4年前，突尼斯军方拒绝向抗议民众开枪，成为本?阿里被迫下课的“最后一根稻草”;未来，该国军方“助纣为虐”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在没有军队做“后盾”的情况下，保守派要想逆历史潮流、发动一场触犯众怒的复辟运动，并非易事。何况，限定总统一届5年、最多连任一次的新宪法已于2014年初顺利颁布，而“呼声党”在本届议会217个议席中只赢得85个席位，虽是第一大党却也要与众多世俗小党联合才能维系内阁，因此该党有可能会消极处理深化改革等事宜，却不见得会开历史倒车。 “妥协”的艺术 　　突尼斯“风景这边独好”、率先走上正轨，确有些出人意料。论经济水平，突尼斯比不上海湾“油霸”及利比亚;论社会裂痕，不亚于阿尔及利亚、约旦;论教育普及度，也不优于卡塔尔、巴林。 　　笔者认为，突尼斯的“成功秘诀”，在于各主要政治力量基本认同“共识”原则，坚守“适可而止”的边界与底线。 　　2011年初，本?阿里外逃后几天内，囊括专家学者、前朝高官、主要反对党及公民社会团体代表的“政改高级委员会”成立，磋商过渡事宜。不久，旨在筹备制宪会议选举的广泛政治联盟建立起来，为突尼斯政治转轨奠定了良好开端。 　　2013年的两起暗杀事件，激化了“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世俗反对派的矛盾，险些酿成政治地震。好在复兴运动及时出席总工会发起的全国对话，与各大党派签署“危机解决路线图”，最终，无党派人士朱马组建技术官僚政府，弥合了政坛共识断裂。 　　2014年，从10月复兴运动败选后优雅认输，到12月31日埃塞卜西就职演说中承诺“和解”治国与“共识”执政，似乎为“后过渡时期”释放了积极讯号。 　　反观其余诸多转型国家，“你死我活”、“选不赢就打”的斗争意识加剧了社会撕裂，挤压了各方协商的空间，构成民主失灵的主因。 　　问题是，“妥协政治”为何偏偏在突尼斯生根发芽？ 　　除了政治精英自身较高的规则素养之外，旧政权垮台后，压倒性力量的缺失是重要因素。突尼斯由于独特的历史传统，当本?阿里班底遭抗议潮重创时，未曾出现军人摄政或宗教政治势力称霸的局面。 　　与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不同，突尼斯军人干政传统不深。独立后，突尼斯国民军从奥斯曼帝国贝伊军队演变而来，与建国初期政界各派牵扯不大，具有非政治倾向。布尔吉巴与本?阿里半个多世纪的统治期间，出于对军方政变的担忧而处处设防，不仅严控军队规模（总兵力约4万，占全国人口的0.4%），而且建立了庞大的警察机器，与军队相互牵制。因而，事件爆发4年来，军方既无意愿也无能力越俎代庖，充当凌驾司法之上的“终极裁判”。 　　至于最大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复兴运动，虽然在过渡之初“独领风骚”，但实则外强中干。1970年代起，复兴运动（前身为“伊斯兰倾向运动”）长期遭受镇压，徘徊在社会边缘，并于1991年被取缔，主要成员或流亡海外，或锒铛入狱。2011年3月，解散20年的复兴运动仓促重组，内聚力不足，群众基础亦不如埃及穆兄会稳固。 　　此外，鉴于突尼斯油气资源有限，地缘重要性逊于“新月地带”，欧美及俄罗斯等大国对该地军事干涉、金元输出与意识形态倾销的兴致不高。于是，党争的背后少了大国博弈，谈判各方少了外力筹码，路线商定也少了“高人指点”，反而使主要政治力量更易找到利益交集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