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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义决策的研究 　　决策学研究一直得到以美军为代表的西方军队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从Von Neumann的效用理论到H. Simon的有限理性模型和决策的人工智能研究，再到D. Kahnemann的前景理论研究等，无一例外地全部都是在美军的规划与资助下进行的，其主要研究目的和成果中自然包括为军方建立军用决策模型，以实现军事决策优化等部分，而这些决策科学家也常常都兼有军方顾问或是兰德公司等智库的研究人员等身份。然而，重视实效的美军发现，尽管这些研究在理论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对于军事情境下的现实决策活动的实际指导意义却很有限。 　　在这种背景下，关注现实决策情境的自然主义决策研究作为一种新型研究范式开始兴起，其正式诞生的标志是1989年在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召开的由美国陆军行为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发起的一次决策学学术会议，会上30名来自不同领域的行为科学研究者发现在他们的决策研究中存在着一些大家所共同关注的主题，其一是强调以时间压力、不确定性、目标不明、高个体投入和其他种种复杂性为特点的难以在实验室中复现的现实决策情境；第二点是重视对不同领域专家决策的研究，认为在专家与新手的决策之间存在值得研究的本质差异，尤其是在某些高风险的、重大的决策情境下；第三点是强调在现实决策中人们对所处决策情境的认识和评估比选择行动方案更为重要［1］。在这些共识的基础上，与会者们提出了自然决策的研究框架，随后由G. Klein, J. Orasanu, R. Calderwood等人在1993年编辑出版了专门著作［2］。其后自1994年至今，自然决策研究者们每两至三年在欧洲或美国召开一次大会。同时，自然决策研究的兴起也得到了美国心理学会（APA）、人因与人类工效学联合会（HFES）的支持，1995年成立的认知工程与决策技术组就是遵循自然决策研究路径诞生的研发分支，并已发展为HEFS联合会内成员最多、活动最活跃的组织之一。 　　一、自然主义范式的基本思想 　　在对于决策的认识和人的基本假设上，自然主义范式采取了与传统决策研究截然不同的观点，兼具H. Simon的有限理性与进化论决策范式的生态理性的特色。自然决策认为人们不是生成决策选项集并从中选择，而是运用图式（schema）或原型（prototype）等过去已有认知经验的某种综合形式，迅速对面临的情境做出判断，进行归类，而不同的归类带来相应的适当的行为过程。同时，自然决策范式认为作为决策主体的人类是活跃的有机体，在其不断地认识所处情境并生成行动的过程中，环境、自身以及过往经验因素都会纳入进来发挥作用。人的行为是持续的涌现性过程，在此过程中会出现错误、纠错以及学习，而最优化行为在人类行为中并不占据主要地位。在自然主义视角下，人们基于经验之上的直觉、由认知所驱动的意向以及对个体变化情境的持续评估是构成人类行为过程的基础，而不是经典理性学说中妨害人类做出理性行为的绊脚石。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进化论范式的达尔文主义者关于有机体适应性行为的论调，在哲学上自然主义范式的源头来自前苏格拉底学派（pre-Socratics）①，同时也在近世的实用主义、批判理性主义、符号互动论和现象学的思想中吸取了大量营养。 　　二、自然主义范式的研究方法与关注对象 　　在方法论层面，由于自然主义范式关注现实中的决策活动和动态涌现的人类决策行为过程，因此其研究方法融合、应用了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工效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等，注重对决策过程的整体把握，而不仅仅是某些局部环节。相对于传统的决策研究范式，自然决策更加突出了质化研究的重要性，比如应用人类学的田野作业等方法深入研究不同特殊领域的专家决策过程与规律。在客观描述现实决策的质化研究基础上，再通过量化研究工具如计算机技术等提取模型。随着近年来神经生理学和脑科学的快速发展，自然主义决策研究者们在运用脑成像、神经递质等方面的技术去探究现实决策活动中人大脑活动规律方面也取得了许多成果。因此，现实决策情境下的跨学科研究路径是自然决策研究的核心模式。而对于实验室研究，自然决策研究者也并不排斥，前提是实验能够反映真实情境中的关键因素，结论的效度能够经受真实情境中的检验。 　　因此，自然决策的研究对象是具体决策情境和具有领域专业性质的人员的完整的决策活动，比如自然决策关注研究了消防指挥官、空中交通管制人员、海军舰长、陪审团成员、核电站操作人员、陆军小型单位领导、飞行员、外科医生、护士、高速公路工程师等，而不是过去那样在实验室或问卷中研究人在非现实决策情境下的表现。自然决策认为不同专业领域的决策必然受到其领域知识和专业情境等因素的极大影响，并使得研究者对人类决策的认识从过去的那种独立于领域（domain-independent）的通用性路径转到基于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