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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译学的研究范式探究 　　一、“范式”的涵义 　　 　　译学的发展不仅需要学术思维的创新、翻译技巧的超越,更需要精神的营养和哲学的睿智。“范式”这一概念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 用来说明他从科学史的研究中获得的关于科学发展的某种规律性的模式。范式的基本含义可概括为: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的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形成为该学科的一种共同的传统,并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共同的方向。 　　库恩反对传统科学哲学那种横断面式的静态研究,主张发展地、动态地研究科学发展过程,并寻找出发展规律,进而提出了“科学共同体”及“范式革命”的概念。所谓“科学共同体”是指由遵守同一科学规范的科学家所组成的群体。“科学共同体”在同一科学规范的约束和自我认同下,其成员掌握大体相同的文献和接受大体相同的理论,有着共同的探索目标。任何一种范式都要经历一个发生―发展―衰落的过程,新范式取代旧范式就是库恩所谓的“范式革命”。在范式概念基础上库恩又提出了范式的“不可通约性”,即相继范式之间的差异是必然的、不可调和的。 　　库恩根据范式和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思想推导出科学发展的模式是: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又可以简化为: 常规科学―科学革命一新常规科学,由此可见科学的发展是新范式战胜旧范式。 　　库恩认为“有了一种范式,这是任何一个科学部门达到成熟的标志”。 　　 　　二、研究范式与西方译学发展 　　 　　在西方译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翻译理论异彩纷呈,翻译流派层出不穷,如何从这纷繁复杂的历史长河里廓清主要译论的来龙去脉,甄别新旧译论研究模式的交锋与替代?库恩的范式理论为之后的学者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视角。 　　西方翻译研究的演进最明显的反应在翻译流派的更迭上。西方译学研究经历了语文学派、语言学派、解构学派和文化学派,在这四种学派的背后,实际上是译学研究范式的发展演进即从语文学范式、语言学范式、解构主义范式,再到文化研究范式,西方译论范式也因此经历了从零散到系统、从主观到客观、从内部到外部、从微观到宏观的演变历程。语文学研究范式重点在于遣词造句,评论多为点评式、随感式,缺乏理论基础和一定的哲学基础,带有一定的主观主义、神秘主义色彩。20世纪中叶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建立打破了长期以来的语文学范式的传统翻译研究,语言学翻译范式重在对语言结构的分析,以语言分析代替直觉感受,克服了语文学旅的主观主义,使翻译活动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然而,翻译的语言学研究范式在克服主观性的同时,也抑制了主体性,突出了一种“工具理性”,以科学主义的思想统治了翻译活动,把翻译活动变成了一种纯语言的操作,忽视了其人文性与社会性的一面。到了六七十年代随着解构主义思潮对结构主义思想的批判与质疑,解构主义范式逐渐取代了语言学范式,懈构主义学派与语言学派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抨击逻格斯中心主义,不再把原文看成是一个稳定而封闭的系统,认为文本的结构与意义既不确定又难把握,从而消解了原文与译文的二元对立关系。解构主义在拆解结构,抛弃文本后,翻译活动没有了具体文本所指的多元性研究,翻译研究变成了没有内在关联性的外部研究,从而也拆解了翻译活动本身。因此,解构主义研究范式的兴起也不过是昙花一现,来去匆匆。及至9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发生的“文化转向”使文化研究范式成为当前西方译论研究的主流。翻译研究学派学者主要探讨译文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以及译文对译人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规范所产生的影响。近年来更加重视考察翻译与政治、历史、经济及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翻译研究学派的文化研究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范围,近年来已有取代语言学派在翻译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翻译的文化研究范式也逐渐突破并超越语言学范式和解构主义范式,成为当今中西译论研究的主流范式。极大地开拓了译学研究的视域。 　　西方译论研究的发展是怀疑、批判和超越传统范式的过程。译论研究范式不仅承前启后,在时间上具有相随性,而且在理论假说、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上均有所革新和超越。翻译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翻译所做的概括,清楚地勾画出翻译研究的发展轨迹。其中有研究视野的扩展,也有研究视角的转换;有对传统翻译观念的扬弃,也有研究重心的转移;有新的研究思路的引进,也有研究手法的更新。了解范式在翻译研究中的积极意义和范式转型的特征,对探索中国译学新的研究范式具有重要意义。 　　 　　三、我国翻译界的研究现状及根治的方法 　　 　　吕俊先生在他的文章《范式批评与问题意识――对译学研究的两种路径的批评研究》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国的译学研究主要以问题式方式进行,根据卡尔?波普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