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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传统商业的模式变革记 　　从十二世纪蒙古族主宰草原以来，与蒙古族游牧经济共同成长的蒙古族商业经济，形成了以游牧经济为主导，以农业经济为滋养，以商业经济为润滑的社会经济形态，并伴随着蒙古族政权的演变而发生着变化，逐步形成了具有蒙古族特点的商业模式。 　　一、“武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量”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落，形成了蒙古族共同体。蒙古帝国的建立和武力扩张，使传统蒙古族游牧经济通过战争，催生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使商业经济成为游牧经济的重要补充。 　　从灭西夏，到西征花刺子模为始，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蒙古族游牧经济的供应短缺，常常是通过战争“掠夺”来解决。 　　在这一时期，蒙古族对外战争不仅仅是政治的延伸和政治国家的完成，更是蒙古族的商业需求战争化，战争成为商业行为的工具，或者说，商业经济是战争的内在本质。因此，在战争过程中，直接掠夺生产、生活必须品和各种工匠人是蒙古族战争的出发点，因为“武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量”。通过战争建立的蒙古帝国不仅完成了蒙古社会的基本建制，也形成了政治集权制下的蒙古族游牧经济和商业经济。与战争共性的财富掠夺政策，形成了蒙古族商业经济发展中的战争掠夺经济，并成为传统蒙古族商业经济发展的必然补充。 　　为了满足蒙古族生活需求和实现战争的目的，成吉思汗在《大扎撒》中规定：“凡进入他的国土的商人，应一律发给凭照，而值得汗受纳的货物，应连同物主一起，送到大汗那里。”他鼓励子女和将领学习经商，“军队的将领们……并让他们像坚毅的商人那样地掌握他们所知道的本领”。成吉思汗与三名不花刺商人的故事成为蒙古族重商与公平交易的佳话。 　　1218年，蒙古汗国第一次组建“阿演京”的商队去西方交易，却被花刺子模国王下令杀害，成吉思汗说：“撒儿塔兀勒切断了我们的‘黄金绳索’，还能饶他吗？给兀忽纳等100名使臣报仇雪恨……”这是征服欧洲的起始，也是建立蒙古帝国商业流通的开始。 　　在随后的征西战争中，“他们虏掠了那些优秀工匠，使他们从事各种工作，”并明确规定工匠免死，“惟工匠四百及童男女若干得免死为奴，余尽被杀。”把这些人“分赏其诸子、诸妻、诸将”。这些工匠为蒙古大军制造了战争所需的箭、弓、云梯，带来了筑路、造桥等工艺，同时也生产了大量蒙古族需要的日常用品，为以后的蒙古王国的手工业生产打下基础。 　　通过战争建立的四大汗国，在商业上交流活跃，为后来元朝繁荣的商业经济开拓了道路。“成吉思汗统治后期，他造成一片和平安全的环境，实现繁荣富强，道路安全，骚乱止息，因此，凡有利可图之地，哪怕远在西极和东鄙，商人们都向那里进发。”事实上，战争成为发展商业的急先锋，也成为商业帝国的有力保障。 　　通过战争建立的蒙古族政权和蒙古贵族，实行政商合一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商业贸易中，蒙古族是商业经营的拥有者，却不是商业经营的主体。国家商业领导权掌握在蒙古帝王和贵族手中，他们运用政治地位，以权力交易的方式，以“翰脱克商业”收取“翰脱克钱”。 　　从成吉思汗伊始，许多商人充任了蒙元王朝的显官，亦官亦商。如回鹘富商镇海为蒙古四大名相之一，权力在耶律楚材之上。回纥人阿三、阿合马、桑哥及汉族卢世荣等人均为商人出身，先后主政掌管财政经济大权。这种商业官办、政商合一的经济模式，主导着蒙古帝国的商业发展。“上至皇亲国戚、贵族，下至普通百姓、喇嘛僧人都成为特殊阶层，依靠其权威和财富，通过政府的法规、命令、措施，保护自己的商业行为，从而形成了包括减免商业税在内的各种优惠的条件。尤其封建皇帝、王妃、官吏等都是高利贷的直接受益者。他们向回回等商人转移现金，从而吃高利。这就是元朝商业的一个重要特征。” 　　基于官商一致的格局，商业贵族拥有诸多的商业特权。在商业贸易中，如果商人出现亏本、遭遇意外，如劫掠等等重大损失，要由附近的居民赔偿。商旅所至，“官给饮食，遣兵防卫”。对商贾资财明令保护，严禁“拘雇商车”等。保护商贾人身及资财安全，成为各级官吏的要务。“封建贵族和大商人阶层，他们归降于蒙古征服者，获得了各种优待和特权。” 　　为了鼓励商业行为，对于商人，减免赋税。窝阔台时期的商业税是三十分之一，而到了至元二十年（1283年）七月，政府规定，“敕上都商税六十分取一”。同年九月，“徒旧城市肆局院，税务皆入大都，减税征四十分之一”。政府对商人的减税政策，刺激了商业的发展。为了鼓励内地商人到蒙古地区做买卖，政府对上都的商人，给予“置而不征”的免税待遇。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蒙古诸汗规定了苛捐杂税和沉重的徭役，成为社会劳动者的沉重负担。但“封建贵族和大商人阶层，他们归降于蒙古征服者，获得了各种优待和特权。成吉思汗的继承者蒙古诸汗所规定的苛捐杂税沉重的徭役，全部重担正是落在纳税阶层定居农民和中下层市民身上”。 　　元代的商业政策与前代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