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人书面契约取信方式的研究.doc

自然人书面契约取信方式的研究 　　摘 要：印章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其中公章自古至今为实用而治，私章则经历了一个从实用到艺术的转变过程。我国古代书面契约的取信方式历经变化，但私章讫未成为公认的取信手段。西方国家在法律史上曾有盖印取信的制度，但当今通行的法定取信手段则是签名。我国现行法上的书面契约取信方式兼采签名和盖章。私章自身的内在局限及签名取信的多维优势，决定了签名取代私章的必然。自然人主体书面契约的取信方式统一于签名，是法律体系内部相协调的需要，并可以获得法律解释理论上的有力支撑。 　　关键词：自然人；书面契约；取信制度 　　中图分类号：DF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2）02-0013-11 　　 　　问题的引出 　　 2009年初，原告郭某向某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李某归还房屋。郭某诉称，2006年底，自己将房屋借与被告居住，被告答应几个月后归还，但至今拒不归还。被告辩称，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原被告之间系房屋买卖关系，系争房屋已经出售给被告。为支持其主张，被告向法院提交了一份《购房合同》。该《购房合同》系被告亲笔书写，落款处有被告及其配偶杨某的签名，加盖有显示为原告及其配偶王某名字的印文。原告否认曾经签订过该合同。被告申请对《购房合同》上的两枚印文进行鉴定。原告的配偶王某曾在某市工商银行工作，法院到该行调取了王某使用个人印鉴的材料，但没有发现原告曾经使用过印章的记录。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王某的印文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购房合同》上王某的印文与调自银行材料上的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对此，原告辩称，王某与被告配偶杨某系同事且坐对桌，购房合同上王某的个人手章系杨某私自加盖。 　　 2010年9月，某市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判决，法院认为，原告对于其配偶的名章系被告配偶擅自加盖的主张未能提出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原被告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案提出了一个极富实践意义的话题，那就是自然人的私章或称个人名章是否可以作为有效的合同签署方式？带着这个疑问，笔者对古今中外的合同取信制度进行一番详细的考察，以期对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取信制度作出正确的理解和评价，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一、印章与中国古代书面契约的取信制度 　　 法律的发展是连续的，每一种法律现象都有其历史上的传承性，合同制度亦不例外。无论是合同的形式、种类，还是合同的内容，我们今天的合同制度与历史上的契约制度都有许多相通之处。“正是因为它们之间的一脉相承的关系，也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制度的完善不可能完全抛弃契约的发展历史而孤立存在，所以，在继承古代社会契约制度中优良成分的基础上来完善当今的合同制度，应该是我们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① 　　 （一）印章的历史沿革及其功用 　　 印章的历史在我国源远流长。印章的起源时代，随着考古发现的深入，被不断往前推移。之前的看法是，印章发轫于春秋，战国以降获得广泛使用并日益规范。如我国印学大家吴昌硕先生在《西泠印社记》曾说过：“印之佩，见于六国，著于秦，盛于汉。”后来在发掘河南安阳的殷商废墟时，出土了青铜印章，只是部分印文的内容无法确证。求证于史籍，《逸周书》等古籍有“汤放桀而归于毫，三千诸侯大会。汤取天子之玺，置之于天子之座”的记载。鉴于出土文物与古籍记载的交相印证，所以，目前印学界通行的看法是，我国的印章史至少可以推至殷商时代。②印章有多种分类方法，其中最基本的区分就是将印章区分为官印与私印。印章产生之初，一般多为官方使用印章，民间私人使用较少。初始阶段印章的主要功能是配合封泥，作防伪取信之用。古代的书信用竹木简书写，传递过程中易被窥视和伪造，为此，在竹木简捆扎或封缄以后，便在捆扎的绳结上放置一块具有一定粘性的泥团，然后在泥块上用印并用微火烘烤，从而使之坚硬不易拆动。《尔雅·释书契》云：“玺，徙也，封物使可转徙，而不可废也。印，信也，所以封物为信验也。”《周礼·掌节》也说：“玺节，古代所以持信之物也。”可见，上古时代印章的主要功用是“以检奸萌”，保证通讯秘密，为防伪取信而用。 　　 随着东汉造纸术的发明以及纸张应用的迅速推广，印章的封识作用迅速衰落，官私印章的分野日见清晰。官印是政府用于公务活动的印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三个主要的特点：其一，自始至终的实用性。官印是国家公权力和公信力的象征，凡是以国家或政府名义发布或使用的公文都必须加盖印章，以显示其正式性、权威性和信用性。自古至今，各种官印的刻制，无不以实用为目的。其二，不断完善的符玺制度。由于官印代表着政府，具有对人、事、物的直接支配力，所以历朝历代都有相应的使用管理制度，又称符玺制度，并且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印章的刻制、保存、使用和备案等都有严格的制度规范。《唐六典》规定：“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