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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调解制度基本的原则的研究 　　摘要：行政调解制度基本原则应主要包括自愿、合法原则，积极主动原则，保密原则，不利证据排除原则。作为底线规则，自愿、合法原则体现了当事人纠纷解决意思自治权与国家公权力规制的有效均衡。作为能动规则，积极主动原则借助于行政权力的能动特质，体现了行政调解制度的服务特性。作为屏蔽规则，保密原则为当事人营造了自主交流空间与防干扰系统。作为退路规则，不利证据排除原则有利于消除当事人对因调解不成功所可能引发的证据不利地位影响的顾虑，有利于在程序之内构建安全交流空间。 　　关键词：行政调解；自愿调解；能动调解；调解保密；不利证据排除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5）05-0082-07 　　尽管作为社会矛盾钝化机制的行政调解对纠纷当事人而言是一种经济便捷的途径，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在实践层面，我国许多行政机关却逐步淡化了对行政调解制度的认知，忽略了对行政调解手段的运用。“不仅在制度实践层面，而且在理论建构层面，行政调解制度这一‘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既未能有效回应‘改良治理方式、规范社会秩序’的执政者需求，也未能有效回应‘化解纠纷、救济权利’的公民需求。”[1]因此，加强行政调解制度理论研究显得迫在眉睫。 　　作为行政调解制度统领的基本原则直接关系到行政调解制度价值导向与科学合理构建，本文从行政调解制度基本原则内容入手，运用行政法治的一般原理，提出行政调解制度基本原则应重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自愿、合法原则：行政调解制度之底线规则 　　从对我国目前行政调解理论研究与实践状况的梳理分析可以得知，自愿、合法原则已成为理论与实务界普遍接受的一项行政调解制度基本原则。 　　从理论研究层面看，自愿合法原则已成共识。应当说，通过目前学者对行政调解的定义梳理来分析，自愿、合法应成为行政调解制度一项基本原则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如刘旺洪认为，“行政调解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成立的行政调解组织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2]；宋迎军认为：“行政调解，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范围内，在事实、是非清楚，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以国家法律、政策和公序良俗为依据，以自愿为原则，主持相对人友好协商，达成协议，消除争议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3] 　　从实践操作层面看，自愿合法原则已成实践普遍依据。行政调解工作需遵循自愿、合法原则的要求，在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中就有所体现，《意见》要求行政争议在“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利的前提下，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争取调解处理”。从地方政府实践层面看，也多有规定。如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在《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行政调解工作的意见》①中明确规定了自愿、合法原则。 　　自愿、合法原则之所以能够成为行政调解制度基本原则，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自愿成就了意思自治，促进了意愿的自主表达。“有质量的合意需要当事人在充分意思自治基础上通过真诚对话与妥协才有可能。”[4]基于自愿原则的精神，行政调解程序具有了自治特质，纠纷当事人主体地位得到了充分而平等的尊重。实践证明，纠纷当事人主体地位的平等保障对于整个纠纷解决氛围的营造与纠纷解决合意的达成是非常重要的，它体现了现代行政过程理应具备的一种基本精神，即合意与民主性[4]。基于自愿原则，在纠纷解决程序选择上，纠纷当事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进入或者退出行政调解程序，认同或者否定调解程序；在纠纷解决意愿表达上，纠纷当事人诉求表达自由且可以自主决定是否接受调解结果，调解人不具有强制型权威要求当事人接受某个决定，调解过程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协商与妥协，其他任何主体不能强制干预，从本质上说，“调解将对纠纷实体结果的控制和决定权交给了当事人自己”[5]（p.236）。从过程看，“一个由调解者创造提供的令当事人平等自由地进行对话场合，可以使某些令纠纷复杂化的感情因素被一定程度地过滤，使当事人双方通过信息的充分交流，更客观地考虑对方的主张，从而为一种双方都能满意接受的纠纷解决方案的获得提供契机”[6]（p.37）。 　　第二，合法确立了价值尺度，促进了意愿的差异弥合。基于促进纠纷解决合意能够迅速达成的需要，作为调解人首先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方法来推动纠纷当事人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这是纠纷合意解决的关键。由于纠纷当事人共同价值取向的形成需要统一的价值坐标来导引，只有确立了统一的价值坐标，纠纷当事人利益诉求表达才具有统一的依据，各自的利益主张才更具现实性与可行性，同时，调解人也才有合意评判与引导的标尺，调解行为才具有公信力，纠纷当事人利益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