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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我国公务员出界流动的影响因素探析-人力资源 新常态我国公务员出界流动的影响因素探析 王林雪 郭璐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2015R001。 摘要：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结合1996年—2015年我国公务员出界流动的相关数据，将影响我国公务员出界流动的因素分为环境因素、与组织和工作相关的因素、公务员自身因素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公务员出界流动对公务员自身、政府部门及社会三方的正负效应，进而为收获公务员出界流动正效应和躲避公务员出界流动负效应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 ：公务员 出界流动 影响因素 一、文献综述与概念界定 1.文献综述 基于系统的理论基础和模型构建，以及完备的公务员制度体系，西方国家的学者对公务员流动的关注很多，尤其是针对政府公职人员的离职现象。以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行为学为出发点，学者进行了大量样本的实证研究，得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并不能预测组织公民行为和离职倾向。以政府IT员工为研究样本，Kim, Soonhee得出晋升和发展机会、培训开发、管理、沟通体系、薪酬满意度以及家庭亲善福利是影响政府IT员工离职意向的重要变量。以美国的5505名军官作为样本，Huffman ,Ann H评估了配偶职业生涯四年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对员工工作满意度和离职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配偶职业生涯的支持可以减少员工离开的可能性。 我国公务员队伍日益庞大，要求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管理配备。从动态角度看，公务员系统包含了职位分类机制、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等，而公务员流动机制也是诸多具有特定功能的制度安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人员流动相关理论运用在公务员身上，国内学者除了对公务员流动机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同时针对我国公务员流动中的管理问题，分析了现有公务员的不合理流动现象。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出发，造成我国公务员队伍人才流出的原因有公务员分类管理和薪酬设置等存在问题导致的公务员职位缺乏对人才的吸引力、考核晋升机制不科学，使得相当一部分业务骨干失去工作热情，政府相对单调呆板的工作环境不利于人才的个性发展等。借助PEST分析，可观测我国公务员人才流动受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宏观外部环境的影响，除此之外，与公共部门组织管理紧密相关的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薪酬与考核晋升体系、人才约束机制及工作坏境问题也是造成公共部门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国内外在人员流动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人员流动理论的运用领域从一般的人口流动到企业员工流动，是对原有理论的扩展与补充，现在这些理论也正延伸至政府部门，运用于对公务员的分析，将进一步丰富人员流动的相关理论并拓宽其理论应用的领域。 2.概念界定 根据我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依据公共事务程序依法执行公职，充分践行和发挥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公务员受限于明确其行为的法律规范，其职位具有身份鲜明的公务性、业务操作的规范性、社会公仆的服务性和公务活动的依法性的一般特征。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将公务员流动界定为在一定时期内，公务员根据个人或行政组织的需要，按照法定的程序和规则，在行政系统内部或系统内外之间所进行的人事流动，其实质是指政府部门人事关系的调整。以空间位置的流动方式不同，公务员流动可以分为入界流动、界内流动和出界流动。其中，公务员出界流动指的是公务员由政府部门向社会其它部门的流动，有辞职、辞退、离职、退休、开除等多种形式，本文讨论内容为公务员以主动方式流出的出界流动，即公务员的主动辞职行为。 二、影响我国公务员出界流动的因素分析 从1996年—20 03年期间，我国辞职公务员总数为32549人，1998—2002年公务员辞职比例分别为0.5‰，0.6‰，0.8‰，1.1‰，1.1‰，流动比例起伏不大。2006年以来，我国公务员辞职现象伴随着《公务员法》等相关法律的实施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正在发生着新的改变——具有较强专业性的公务员逐渐成为企业挖掘人才的对象，例如2008年—2013年，北京法院系统有500多人辞职调动离开法院，2014年的北京“两会”首次将“法官流失”现象写入市高院工作报告。2012年—2014年，深圳市年离职（包括辞职辞退或开除）公务员分别为118人、149人、191人，杭州市分别为34人、59人、103人。2015年，上海市至少已有3名厅局级官员辞职。诸多数据显示，深圳、杭州、北京、上海等城市辞职公务员数量较前几年均有明显增加。概括起来，新常态下我国公务员出界流动表现为三个主要特征：①地域差异，广东、江浙等发达城市的流出公务员多于中西部内陆城市。②人口特征差异，公务员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