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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英文：equation）是表示两个数学式（如两个数、函数、量、运算）之间相等关系的一种等式，通常在两者之间有一等号“=”。方程不用按逆向思维思考，可直接列出等式并含有未知数。它具有多种形式，如一元一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等。广泛应用于数学、物理等理科应用题的运算。 公元前1700年时期古埃及数学著作《兰德纸草书》记载：一个量，加上它的，等于19，求这个量。另一部古埃及数学著作《柏林纸草书6619》上有一个题目是“将一个面积为100的大正方形分为两个小正方形，一个边长是另一个的”。古巴比伦泥板书上也有类似的数学问题：“两数互为倒数，二者之差是7，求这两个数”。 中国古代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中有“方程”章，包含了很多关于方程的问题。“今有上禾三秉，中禾二秉，下禾一秉，实三十九斗；上禾二秉，中禾三秉，下禾一秉，实三十四斗；上禾一秉，中禾二秉，下禾三秉，实二十六斗。问上、中、下禾实一秉各几何？”《九章算术》没有表示未知数的符号，而是用算筹将的系数和常数项排列成一个（长）方阵，这就是“方程”之一名称的来源。 13世纪的中国，在求高次方程数值解，以及解高次联立方程上有重大贡献。1247年，秦九昭给出了一般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李冶创立的“天元术”（1248年）和朱世杰使用的“四元术”（1303年）能够求解一大类的高次联立方程。 16世纪最伟大的数学成就是发现了三次方程和四次方程的求根公式。1515年，费罗用代数方法求解三次方程。1535年塔塔利亚宣布自己发现了形如的三次方程代数解法。1545年，卡尔丹在《大衍术》中给出了三次方程和四次方程的解法。三次方程的解法，实质是考虑恒等式，若选取，使得，不难解出，于是得到就是所求的，后人称之为卡尔丹公式。 人们开始讨论一般的五次方程的解法。欧拉和拉格朗日进行了尝试，但是都以失败告终。19世纪鲁菲尼和阿贝尔都证明了一般的五次或五次以上的方程的根不可能用方程系数的根式表出。 余秋雨，当代中国文化史学者，文学家，散文家，作家，我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网》专栏作家、专家。1968年，他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现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历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剧协副主席。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系列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摩挲大地》、《寻觅中华》等，文化通史《问学余秋雨》，长篇记忆文学《借我一生》、《我等不到了》等，学术专著《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中国戏剧史》、《艺术创造论》、《观众心理学》等。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1987年授予）、“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现在还担任99读书俱乐部的荣誉董事长。其中，《信客》被选入人教版初二上册语文教科书。《都江堰》被选入新课标人教版高中选修《现代诗歌散文欣赏》语文教科书。2010年，余秋雨出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他的名字入载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 余秋雨谈中国文化 （一） 理解上的偏差 第一，太注意文化的部门职能，而不重视它的全民性质； 　　第二，太注意文化的外在方式，而不重视它的精神价值； 　　第三，太注意文化的积累层面，而不重视它的引导作用； 　　第四，太注意文化的作品组成，而不重视它的人格构成； 　　第五，太注意文化的片断享用，而不重视它的集体沉淀 （二）中国文化的特性 　按照独特性和实践性的标准，余秋雨把中国文化的特性概括为三个“道”—— 其一，在社会模式上，建立了“礼仪之道”； 　　其二，在人格模式上，建立了“君子之道”； 　　其三，在行为模式上，建立了“中庸之道”。 （三）　　中国文化的长久弊病是什么？ 很多城市提出要建设 “文化强市”，最重要的支点不在于推出多少作品，而在于重建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是最大的文化作品，同时又是最大的文化课堂，从集体人格到审美习惯，都在那里培养。 　　实证意识的缺乏，也就是科学意识的缺乏。这种倾向，使中国文化长期处于“只讲是非、不讲真假”的泥潭之中。 　　中国文化对法律观念的疏淡，严重影响广大民众快速进入现代文明。 （四）三个弱项 　中国文化的第一个弱项，是疏于公共空间。 中国文化的第二个弱项，是疏于实证意识。 　中国文化的第三个弱项，是疏于法制观念 （五）中国文化近三十年的实质性进步 民生文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思维主轴，改变了整个国家的精神重点，与以前没完没了的斗争哲学划出了时代性的界限。 　　绝大多数中国人比以前更能容忍和欣赏许多异己的艺术形态，新锐的一代更愿意把创造的前沿放在熟悉和陌生之间。 　　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