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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区早期铜器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摘 要]辽西区早期铜器起始于红山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进入了以冶铸青铜为主的成熟期。所见铜器类型丰富，矿物来源以就地取材为主，冶铸技术已经进步到了使用合范铸造铜器的历史阶段。该区早期铜器是在本地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吸收西北乃至欧亚大草原早期青铜文化以及中原夏、早商青铜文化因素而发展起来的。[关键词]辽西区；铜器；青铜文化辽西区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在距今8000年前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古文化区。考古学上所指的辽西区，张忠培先生认为是医巫闾山以西，北至西拉木伦河两侧，包括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小凌河等区域[1]。而本文所说的“早期铜器”则是指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早商时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一系列关于早期铜器的考古新发现，辽西区早期铜器及相关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一、辽西区早期铜器的发现及类型学观察到目前为止，辽西区早期铜器发现于辽宁朝阳牛河梁第II地点[2]、内蒙古赤峰药王庙[3]、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4]、内蒙古喀喇沁旗大山前[5]、辽宁锦县水手营子[6]、辽宁北票康家屯[7]、内蒙古宁城小榆树林子[8]、内蒙古库伦旗南泡子崖[9]、辽宁阜新平顶山[10]、辽宁兴城仙灵寺[11]等遗址，在敖汉旗西台遗址[12]、赤峰四分地遗址[13]还出土过铸铜用的陶范。牛河梁第II地点1号墓葬中随葬了1件铜耳环，经鉴定为红铜，郭大顺先生由此推断这一地区的冶铜史可早到红山文化。除此之外发现的早期铜器当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辽西区早期铜器根据用途不同可分为工具类、兵器类、装饰品类和礼器类。（一）工具类有铜刀、铜匕、铜锥、铜钉和铜冒等器形。康家屯遗址和仙灵寺遗址各出土铜刀1件，其中康家屯铜刀为连柄铸造，弧刃，翘尖，锯齿状背部，（图一，6）。南泡子崖遗址征集铜匕1件，平面略呈柳叶形，弧背，柄端有孔（图一，7），该匕与台西M112：11羊首匕较为近似（图二，17），只是不见环钮。小榆树林子遗址出土1件铜锥，为扁平长条形，一侧两端出刃，一端尖细（图一，1）。大甸子墓地中出土铜钉、铜冒各2件，铜钉为四棱锥形，见有多半圆形钉冒；铜冒2件大小稍异，形状、纹饰相同，扁体、銎口呈椭圆形（图一，2），用以套在铜斧等工具的顶端。（二）兵器类目前仅见有1件铜戈、1件铜墩和1件铜镞。水手营子青铜戈的戈头与戈体合铸而成，直援直内，援长而内短，柄部饰有菱格纹和连珠纹（图一，5）。大甸子出土1件铜墩，呈长方筒形，銎口为长方形，镦底饰有凸棱，该铜器应安装于铜戈等兵器的末端成套使用（图一，4）。仙灵寺发现1件铜镞，资料尚未发表，形制不详。（三）装饰品类装饰品见有耳环和指环。青铜耳环大甸子墓地出土26件，平顶山遗址出土1件。红铜耳环仅在牛河梁遗址中出土1件。据形态的不同可分为圆形、U形和改制型三型。圆形耳环共14件，表面经过锉磨，一端铸为宽扁，用以钳夹耳环。U形耳环，一端扁宽呈喇叭状，仅见于平顶山遗址（图二，9）。改制型耳环共12件，为圆形耳环折断一半改制成的，一端见有断茬，一端宽扁，将两端围合接成，仅见于大甸子墓地。指环共26件，大甸子墓地出土25件，仙灵寺遗址出土1件。据形态不同分为单环和双连环二型。单环指环为圆形，共22件，根据环的宽、厚的差异又可分为近于半圆和矩形二式。双连环指环共3件，为两圆形环连铸在一起，均出土于大甸子墓地。（四）礼器类仅出土1件杖首，为青铜质，呈弯钩形，形似羊角，合范铸成（图一，3）。二、辽西区早期铜器的分期辽西区早期铜器发现资料不多，以往分期问题研究较少。笔者就已发现的考古资料，结合中原断代分类法进行统一的划分。第一期为仰韶期，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红铜耳环和西台遗址出土的陶范，表明这一地区的冶铜史可早到红山文化，即中原的仰韶期。第二期为夏代中晚期，大甸子墓地中出土的陶爵、陶鬹与二里头二期偏晚或三期偏早的同类器物大体相同，可推断墓中伴出的杖首、指环、耳环等青铜器也应当属二里头二、三期之际。平顶山遗址的假圈足器见于敖汉范杖子和大甸子墓葬，盆、罐等陶器与丰下遗址晚期陶器相近，其出土铜耳环年代应为夏代晚期。水手营子遗址出土的连柄青铜戈，从援部的长宽比看和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铜戈大体相当，但戈柲的菱格纹和连珠纹均能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铜器上找到相近的纹饰，由此年代约为二里头四期，即夏代晚期[14]。第三期为商代早期，四分地所出圈足陶盘与二里岗下层所出同类器相似，康家屯大部分器物在四分地也均能找到相似器形，根据典型器物对比，即应属于商代早期。三、辽西区早期铜器的制作材料及技术水平目前已发表成果的辽西区早期冶铜遗址包括辽宁凌源牛河梁两处冶铜遗址、内蒙古翁牛特旗尖山子冶炼遗址以敖汉旗大甸子墓地，上述三处遗存均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牛河梁转山子遗址发现集中堆积的炼铜炉残片，李延祥先生认为应是人工冶炼周边氧化矿石的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