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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海外国际传播的研究管窥 　　一、研究设计与数据统计 　　本文对国际传播领域近五年的国外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试图从中管窥国际学界当下的研究动向，为我国国际传播研究提供经验和借鉴。 　　文章选择的两种期刊，分别是由美国传播协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主办的《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 o m m u n i c at i o n》与英国SAGE学术出版社的《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二者是外国传播学期刊中为数不多的以国际传播为主题、经过同行评审的期刊。 　　本文综述的国际传播研究既包含各层面的信息传播过程、内容、效果、理论等研究，也包含国际传播组织机构的设计、运行、管理等研究。笔者以2012年1月至2017年1月为时间范围，从JIIC中筛选出文章26篇，ICG中选出186篇，总计212篇。 　　笔者对文章进行了两方面的统计，一是研究主题，主要参考国际传播协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和NCA对传播学研究的分类方法，将研究主题分类统计如表1。二是研究对象的国别/地区，统计结果如表2。 　　总体看来，表1数据显示，大众传播研究占据国际传播领域的“半壁江山”；同时，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让传播技术成为仅次于传统媒体的焦点。内容上来说，涉及政治的传播和涉及族群文化的传播是热门。最后，传播理论建设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从表2来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占据大部分研究热点，但中国也已经跃居第二热门国家，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对象国。 　　下文中，笔者将结合研究案例，从信息、技术、文化、理论四个方面分析统计结果，并分析近五年来我国作为国际传播研究对象的重要性。 　　二、信息的国际传播 　　表1中大众传播研究的压倒性数量说明，传统媒体依旧是各国进行信息??际传播的主要阵地。当前研究对传统媒体报道内容、传播效果，记者和编辑的工作方式，大众传播体系建设问题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通过横向国别对比和纵向历史研究，对国际传播有了全景式的概括。 　　其中，内容生产和传播体系建构是大众传播研究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内容生产主要指媒体对国际新闻的呈现方式，议程设置理论和框架理论广泛应用于此类研究中。例如，对英美俄的叙利亚战争报道对比研究发现“国家”框架的出现最为频繁，其次是“责任”和“冲突”框架。研究者观察到各国媒体在报道国际新闻时的不同视角，并分析指出内容的差异可能来自于国家立场、民族文化的差异。 　　大众传播体系建构主要指各国在国际传播格局中的布局、实践，以及与国际传播相关管控政策。对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传播格局的反思和突破是这类研究的核心思想：如何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避免“随波逐流”，保存本土文化特色，同时向国际社会传递本国声音，是学界持续关注的内容。例如，在帝国主义理论视角下对美国对巴拿马广播历史的研究，文章指出美国国际广播体系和媒介霸权的建立与其国际地位的变化有极大关系；也有人研究了新南斯拉夫通讯社（TANJUG）在国际传播格局中的作用，认为该社在冷战前后的活跃姿态为非西方媒体参与国际传播提供了榜样。 　　综上所述，传统媒体的国际传播具有很强的国家特征，传递国家立场，同时国际传播将影响一国的国际形象、话语权，因此建设和完善以传统媒体机构为主导的国际传播体系将是当前和今后各国国际传播实践的着力点。在这一点上，半岛电视台等非西方主流媒体的成功为中国提供了借鉴，它在Facebook等新媒体平台上的活跃，受到了网民的关注和支持。 　　三、新技术的国际传播 　　传播技术研究关注可总结为两点，一是新技术对媒体行业的影响，二是新技术的社会作用。 　　对于新闻机构来说，互联网特别是社交网络的出现颠覆了传统媒体的传播机制。有研究者持乐观态度，认为新媒体工具的普及会对传统媒体提高报道质量有所助益，同时记者对新闻专业主义原则的恪守使新媒体的商业化和娱乐化不会对媒体内容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另一些则表达了忧虑，指出互联网商业媒体以盈利作为首要任务，而无暇顾及媒体责任，使公共服务信息传播不足。由此可见，新媒体的影响力国际国内有目共睹，其双刃剑的特征也仍然被激烈讨论。 　　新技术除了向媒体机构渗透之外，也嵌入了大众的日常生活。如：印度尼西亚妇女使用博客进行自我表达、马来西亚青少年利用在线视频参与社会抗争、受灾难民利用YouTube平台募捐。值得注意的是，新技术的社会作用的研究通常以发展中国家和西方新媒体平台为对象，研究结论大多称赞新媒体的赋权功能，指出它帮助受众获得知识、表达权、行动力，并由此推动社会运动和革新。可以说，整体研究思路沿袭了以现代化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