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工形象塑造地价值判断.docVIP

PAGE PAGE 6 论“主流”农民工形象塑造的价值判断 周水涛 摘 要 负载负价值的人物与负载正价值的人物在农民工题材小说整体创作中并不普遍存在，价值负载“空缺”是农民工形象塑造的显著特点：这些人物既不以自身的消极因素展示自身的无意义存在，从而间接表达正价值，也不以积极因素展示自身的存在意义以直接表达正价值。这种特殊的价值负载状况与作家的价值立场密切相关：对于农民工的现实观照，作家采取了“道德”与“历史”的双重视角——出于人文理想，作家从道德立场出发写农民的困苦，回避农民的缺点与不足，不要农民为自己的悲剧承担责任，但与此同时又认同当下的主流价值观与既定社会格局，从历史演进角度出发观照农民工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双重视角是创作主体的人文理性与工具理性冲突、人文理想与物质现实冲突的外在表现。 关键词 价值意识 价值负载 正价值 负价值 农民工题材小说创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滥觞，进入本世纪初之后成为一股创作潮流。农民工题材小说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如有钱有势的老板、随意驱使打工人的经理与厂长、令农民工畏惧的警察、城管等城市管理者等，但作品重点描写的是以“打工”方式求生存求发展的农民工。农民工形象塑造是农民工题材小说创作的核心。与新时期其他类型小说的人物形象相较，农民工形象塑造显现出独特的个性，这种独特个性主要体现在价值判断上。本文从两个方面讨论这一问题。 一、农民工形象的价值负载 农民工题材小说有着丰富的描写内容，但展示城乡冲突、描写农民工都市生活、揭示农民工精神世界为其主要描写内容。主要描写内容范围内的农民工形象的审美主色调为冷色，而“冷色”主要由人物的“悲苦性”构成，亦即“悲苦性”人物是农民工的“主流”形象。——尽管《芝麻》（张抗抗），《寂寞嫦娥》（铁凝）等作品描写了农民工的都市“成功”，安子的创作写了众多打工妹的都市“神话”，部分“草根创作”写了打工人的种种都市奇遇。 人物的“悲苦性”主要表现为人物的生存艰辛与命运多舛。在此我们将冷色调的人物粗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生存艰辛型人物。艰辛，主要是物质层面的。这一类型又可大致 （注）：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新时期重要乡村小说作家及乡村小说创作发展态势研究》(批准文号2006y289)及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乡村小说视阈中的农民工题材小说研究》（批准文号07JA7510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分为出卖苦力型和出卖身体型。出卖苦力型的人物主要以繁重的体力劳动换取报酬，建筑工地与车间是这些人物的主要劳动场所，摧残性的繁重体力劳动、微薄的劳动回报、有产者毫无怜悯之心的剥削，是致使他们生存艰辛的关键因素。罗伟章的《大嫂谣》、许春樵的《不许抢劫》等作品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出卖身体型人物主要以身体为资本换取都市生存或乡村发展，这些女性为她们的都市之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明惠的圣诞》（邵丽）、《血泪打工妹》（胡传永）、《乡下姑娘李美凤》（王手）等作品的主人公是这类人物的代表。二是精神困顿型人物。这类人物的“悲苦”主要来自精神危机与价值困惑。精神的苦痛来自多个方面。《出租屋里的磨刀声》、《女佣》中的精神痛苦来自灵魂的撕裂：为了圣洁的爱情，“磨刀人”与自己心爱的人逃离家乡来到城市，但艰难的都市生存使他们抛弃爱情，“磨刀人”不得不接受妻子卖淫的现实，他的精神痛苦主要来自男人的尊严被践踏之后的羞辱和找不到报复对象的愤怒；《女佣》中的杜秀兰的痛苦来自她做出以堕落换取“发展”（力争使儿子不再“一辈子捏黄泥巴”）的决定之际的惶惑，来自对丈夫背叛的愧疚及“我失身了”的罪恶感。对于某些女性来说，他们的痛苦尤为剧烈：为了生存与发展，她们不得不忍受尊严被践踏、人格被侮辱的辛酸，使用身体这唯一的资本与城市进行交换，另一方面，她们还得承受与传统操持决裂的苦痛及乡村道德谴责重压。三是沦落型人物。沦落型人物实际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道德层面的沦落型与法律层面的犯罪型。道德层面沦落型人物主要是年青女性农民工，其沦落行为主要是卖身（如卖淫或当“情人”）。法律层面的犯罪型人物主要是男性农民工。老六（《一个谜面几个谜底》）、李有财（《子弹》）、远子（《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蔡毅江、小寇、小解（《泥鳅》）、田七（《城市流民》）、《抢劫》中的“他”、《我流浪，我悲伤》中的王二等是被动性犯罪人物的代表。这类人物的犯罪都是“被动性”的，即客观条件促使这些人物犯罪，这些人物没有原发的犯罪动机。沦落型人物的人生结局一般都是悲剧性的。 任何人物塑造都隐含着作家的价值判断：作家出于既定的价值意识、立足于既定的价值立场塑造人物，通过人物的言行或命运来表达自己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倾向；上述三种“悲苦性”的人物也熔铸了作家的价值意识，但这些人物的塑造有着某种特殊性：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