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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农民法制教育的方法 　　摘要：法制教育从来都是人类法律实践的一部分，法制教育的实现依赖于法制教育方法的采用，法制教育方法正确可行，法制教育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方法失当，法制教育的目标将会落空。从陕甘宁边区农民法制教育方法的含义、依据着手，认为陕甘宁边区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确立了激励方法、宣传教育方法、特殊教育与一般教育相结合的方法、自我教育方法和党员干部示范方法，对农民进行法制教育，边区农民法制教育的方法在方法论上为当前农民法制教育方法的科学确立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启示。 　　关键词：法制教育；陕甘宁边区；激励；宣传教育；特殊教育；一般教育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16 　　法制教育从来都是人类法律实践的一部分，只要存在法律，特别是存在着经由国家而产生的法律，就存在法制教育，对不同的人群都需要进行相应的法制教育。陕甘宁边区为了推行新民主主义法律，对广大农民进行了法制教育。法制教育的实现依赖于法制教育方法的采用，只有法制教育方法正确可行，法制教育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方法失当，法制教育的目标将会落空。 　　一、陕甘宁边区农民法制 　　教育方法的含义 　　在西方哲学中，“方法”一词起源于古希腊，其最初的字面含义是方向或道路。哲学史上，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所指的方法，一般是指思维方法，即为获得知识而采取的研究方法，形而上学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实证的方法都是在上述意义上使用的。如伽达默尔在对方法论解释学进行批判时认为：“方法并不能保证人们获得真理。相反，在精神科学领域内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科学方法妨碍着人们对真理的经验。”[1]可见，伽达默尔正是从思维方式的层面上理解方法含义的。在伽达默尔看来，“方法”仅是为了获得真理的研究目的而采用的思维方法。 　　马克思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因此马克思对方法的理解，不仅仅停留在获得真理的认识论层面，而是在解释方法这一概念时，将方法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方法主要是表示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概念，是思维方法，更是实践方法。 　　在厘清了方法概念的基础之上，陕甘宁边区农民法制教育方法的含义也就获得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陕甘宁边区农民法制教育方法不同时包括思维方法和实践方法两个方面的内容，仅是站在主体改造客体的视角之上，寻找法制教育实施者对被教育者进行教育的途径与方法，在含义上不包括陕甘宁边区农民法制教育的研究方法，即思维方法。因此，所谓陕甘宁边区农民法制教育方法仅指陕甘宁边区农民法制教育的实践方法，具体是指陕甘宁边区法制教育的实施者（组织者）对被教育者进行法制教育时，为达到法制教育的目的，即为达到知法、懂法与守法的法制教育的目标以及培养陕甘宁边区农民的新民主主义法制观念、法律意识以及法律信仰，而采取的具体途径、步骤、方式、手段。 　　二、陕甘宁边区农民法制教育 　　方法选择的依据 　　陕甘宁边区农民法制教育方法是最终实现陕甘宁边区农民法制教育成效的保障，离开了适当方法与途径，陕甘宁边区农民法制教育将会成为睡梦中的呓语，不能取得任何实际效果，陕甘宁边区农民法制教育也就丧失了实践上的终极意义。在决定与选择陕甘宁边区农民法制教育的具体方法（途径）时，必须要先行解决以下几个理论问题。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选择陕甘宁边区农民法制教育方法。陕甘宁边区农民法制教育是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所形成的具体历史实践，这就决定了陕甘宁边区农民法制教育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与基本理论为指导来选择法制教育的具体方法。 　　马克思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实践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统一起来，又由于实践的需要，完成世界观向方法论的转化。在《实践论》一文中，毛泽东在讨论认识过程的完整性时，针对世界观向方法论转化及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性等问题，精辟地指出：“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想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3]有学者认为：“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过程中，创立了较为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