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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类媒体中农民工形象流变的研究 　　摘要: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农民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30多年里,媒介塑造的农民工形象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而不断变化。本研究拟在再现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变迁,揭示媒介在农民工与整个社会互动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剖析媒介在农民工形象传播中的得失,为其客观公正地反映农民工形象提供实践范式,也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现实依据。 　　关键词:农民工形象 媒体再现 流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在这些成就的背后,农民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根据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和7100多个行政村的农民工监测调查结果推算,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4533万人,与上年相比,农民工总量增加436万人,增长1.9%。①在社会的变迁中,在城市文明的包裹下,“农民工”逐渐凸显其存在的合理性与重要性,彰显出特殊的社会价值。同时作为一个移民群体,它已成为新时期城市景观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农民工媒介形象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进入学术视野,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透过媒介的形象建构,农民工的生存状况、身份地位、文化教育、行为方式等被大众更为广泛地了解、认知、认同抑或批判。于是农民工与整个社会的互动关系便以媒介形象为中介展开。本研究旨在再现理论的指导下,透过都市类媒体中农民工媒介形象流变,揭示媒介在农民工与整个社会互动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剖析媒介在农民工形象传播中的得失,为其客观公正地反映农民工形象,合理引导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权益保障、就业问题、技能培训、文化教育、行为方式,为其他公民对农民工的态度、认识、交流提供实践范式,也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现实依据。 　　用再现理论作支撑 　　再现是建立在当代建构主义社会思潮基础上的一个重要文化研究的概念。广义的“再现”指的是一切通过语言、话语和图像等产制意义的过程。②事物、人、集团或者事件都可以通过媒介代码以一定的方式被再现或改编。再现的动作需要将许多分散的元素,聚集成一个可明了的形式,而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对对象事物的选择和建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再现并不是对现实的现实主义反映,而是一种人为的话语实践,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意义。 　　从文化与权力关系的角度看,再现行为本身就是文化内部权力关系的一种体现。那些能够再现自身和他人的人握有权力,而那些不能再现自身和他人的人则处于无权的地位,只能任凭他人来再现自己。而再现者在选择的同时,往往根据自己的主体经验不可避免地排除一些东西或纳入一些东西。正如德里达认为的那样,我们很难区分正确的再现与错误的再现、区分真理与谬误、区分现实与虚构,事实上,再现总是伴随着不可避免的虚构与错误。③同时,再现具有强大的符号力量,它不仅仅反映社会事实,还参与建构。它对于人们的生活、权力和地位都将产生真实的影响。 　　农民工作为社会话语权的绝对弱势群体,一直以来都是被媒体再现和建构的对象。媒体上农民工的形象,构成了公众关于农民工群体的公共认识基础,甚至也成为制定农民工公共政策的民意基础。因此,农民工的媒体形象再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将在再现理论的指导下,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都市类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进行再现研究。 　　以《羊城晚报》为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农民工的最大聚集地广州作为考察地点,选择《羊城晚报》作为研究对象。其理由主要是:《羊城晚报》发行量超过100万份,是广州地区最有影响力的都市类报纸之一。同时,《羊城晚报》创刊于1957年,于1980年复刊,有效涵盖了改革开放30多年这个时间段。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邢贲思将改革开放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第一阶段;1993年～2001年加入WTO为第二阶段;2002年～2008年为第三阶段。本研究将这三个阶段和改革开放30多年里农民工政策变迁结合起来,分别选取1984、1989、1993、2003、2008年份中,每个季度中间月份的前十天进行等距抽样。选取这些年份的理由为: 　　1984年,中央提出农民可自理口粮到县(市)以下城镇务工经商,为最早出台的放开农民进城务工限制的政策,是农民工问题的萌芽阶段,选此年份可了解报纸对农民工问题的原生态期的表述。 　　1989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严格控制农民工外出的紧急通知》,提出加强盲目流动管理,限制外出,减轻民工潮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是农民工政策的一次重要转变,选此年份可了解国家政策对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影响。 　　1993年,中共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