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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国际援助的基本态势及其对发展中国家公民社会建设的影响 　　[摘要]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援助领域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迁，呈现出新的态势，并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较大影响。文章就国际援助对这些国家公民社会①建设的影响进行了总体性分析。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援助所呈现出的基本态势主要有援助量的下降、对受援国制度建设的强调、援助渠道和方式的改变等等。这些变化带给发展中国家公民社会建设的既有挑战，也有机遇；既给这些国家的公民社会带来了整体能力的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原有公民社会，并造成了新的分化，甚至冲突。 　　[关键词]国际援助；发展中国家；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 　　[作者简介]崔开云，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博士研究生，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江苏 南京，210093；徐勇，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教师，江苏 南京，211172 　　[中图分类号]C919；D50l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6)12一0055一05 　　 　　一、问题的提出 　　 　　在解释自20世纪席卷全球的“结社革命”现象产生的原因时，多数论者已经习惯于“市场做府双重失灵”的分析模式。尽管获得了较大成功，但此分析模式还是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其中，一些批评者对于此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适用性提出了疑问。R．L.斯蒂拉特等人认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并不是基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失灵，恰恰相反，“当发展中国家一步步地完成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时候，非政府组织才开始作为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行动者发展起来”。萨拉蒙认为，根据此模式所作出的三个合理的假设，无论在福利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不能得到经验上的充分论证②。受到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Jr．)关于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的分析以及E?安德森(Eping―Andermn)对于不同国家福利模式起源的分析的启示，萨拉蒙等人进一步提出了非政府组织的社会起源分析模式。这种分析模式认为，特定国家和社会的非营利部门是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以及传统等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一种替代，此分析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市场／政府双重失灵”分析模式的过分简单化的缺点，并对不同国家和社会中的非营利部门的丰富多样性具有相当的解释力。 　　当然，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并不能掩盖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的一个较为显著的体现就是它们几乎都将分析的视角局限于特定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而对于外在的影响因素不是完全的熟视无睹，就是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事实上，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任何一个国家公民社会的发展都已经不能脱离其他国家的发展而独立进行。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重要。以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的生存状态为例，著名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90％以上的资金来自国外机构的援助；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红枫妇女热线”几乎全靠国外赞助。甚至诸如南京的爱德基金会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这样的大型慈善机构其本身的大部分资金也主要来自国外的援助。 　　 　　二、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援助①领域的基本态势 　　 　　尽管说，当前出现在国际援助领域的诸多变化并非冷战结束后突然发生的，但冷战的结束无疑加速了这种变化的进程，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方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铸成了当下国际援助领域的基本格局。总体来说，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援助领域发生了如下几大变化。 　　(一)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国际援助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2002年后这种趋势有所缓和。以经合组织(OECD)为例，1990～2001年，其23个成员国的官方发展援助(ODA)从占援助国国民总收入(GNI)的O．33％下降到0．22％。即使考虑到这些国家GNI总量增加的因素，流入到发展中国家的ODA绝对值也大幅度减小。发展中国家的人均ODA接受量从1990年的15美元降到2001年的10美元。在2002年，ODA总量第一次超过了1990年的水平；2004年ODA达到了780亿美元，比2000年增加了120亿美元左右。尽管如此，其所占GDI比例依然只相当于整个1980年代的2／3或1960年代的l／2。就发展中国家人均接受额而言，2003年依然低于1990年的水平②。 　　(二)受援国的制度建设日益受到重视。正如诸多的国际援助机构在其章程中所表述的那样，当前援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升受援国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民众的自立能力，从而促进公民社会的生成和发展，并进而达致民主社会之实现。但在实践过程中，这一良好的愿望往往内生着特定的悖论：越是经济上贫困、政治上非民主的国家和地区，援助的效率往往越低。许多国际援助机构和援助人士担心，受援国和地区政治腐败的存在将会使援助资金不能真正到达需要它们的人手上，而落入到那些腐败的官员囊中。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