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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制衡秦汉民间力量与乡里政权的关系 　　摘要：秦汉时期乡里社会始终存在着强宗豪族、游侠、民间结社、宗教组织等民间势力，不断侵蚀和消解乡里政权权力，与国家政权处于相互冲突与制衡的争斗中，导致国家权力并不能完全控制乡里社会，反而促使乡里社会处于民间权力的掌控与自治状态。 　　关键词：秦汉；民间力量；乡里政权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8－00103－04 　　 　　近年来，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皇权不下县”，民间社会处于自治状态；也有人强调中国古代根本不存在民间社会自治问题，国家权力的作用与影响无处不在。这两种观点的分歧与争议，在史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就秦汉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学界也有着不同说法。第一种观点，从乡里政权的建置和乡官里吏的选任、奖惩的角度，探讨国家权力如何通过基层政权对地方社会实行严密控制，认为秦汉时期皇权覆盖整个国家，地方社会只是国家政权的附属，国家已初步建立较完善的基层行政体系，对乡里实行强有力的控制。第二种观点，从民间组织与地方精英的角度，提出秦汉时期民间社会存在地方性领袖和民间组织，并具备了自治能力，强调国家权力的有限性和地方社会的自治性。嘴三种观点，从民间组织与民间社区的角度，认为秦汉乡里兼具基层行政组织和民间社区的双重角色，民间秩序的功能在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国家秩序。鉴于此，本文再次根据秦汉时期主要的几种民间力量及其与乡里政权的关系，继续探讨当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以回应学界一些说法。不妥之处，敬请教诲! 　　 　　一、强宗豪族侵蚀乡里政权，掌控乡里社会 　　 　　强宗豪族，是战国秦汉时期典型的强势民间力量。《白虎通-宗族》记载：“宗者，何谓也?宗者，尊也，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经理族人者也。”“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奏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秦统一六国后，朝廷为了加强对乡里社会的控制，下令迁天下豪富12万户于咸阳。至汉初一统天下后，刘邦亦“徙齐、楚大族昭氏、景氏、屈氏、怀氏、田氏五姓”于关中，可见齐、楚地区民间社会仍然存在着大量强宗势力。然而，汉初实行无为而治的休养生息政策，客观上为乡里豪族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正如司马迁所说“罔疏而民富，役财而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至武帝时，地方宗族势力呈现恶性膨胀。如颍川郡家累数千万的灌夫，横行颍川，危害乡里；大姓原氏、褚氏两个强宗横恣乡里，“宾客犯为盗贼，前二千石莫能禽制”；东海郡大族郯许仲孙甚为奸猾，扰“乱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辄以力势变诈自解，终奠能制”，结果百姓“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正如《盐铁论?未通篇》文学云：“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惮，不敢笃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由此见，部分地方的强宗豪族势力过大，基本掌控了当地乡里社会。宗族组织本身具有地方自治、自保的职能，能够维护地方社会秩序。东汉时，国家政权建立在豪强地主及其田庄经济基础上，随着田庄经济的迅速发展，为豪族势力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与活动空间，于是豪族大姓的势力发展尤为猛烈。如北海郡大姓公孙氏的势力十分强大，居然可以随时随地杀人，藐视法律。于是郡太守董宣收杀了大姓公孙丹父子，然而，公孙丹的宗族亲党“操兵诣府，称冤叫号”，冲击郡府；更甚于此者，是夏长思等人居然私自“囚太守处兴，而据营陵城”。至东汉后期，宗族大姓势力急剧膨胀，“宗亲千余家”、“宗族数千家”、“宗族万三千余口”；一些强宗豪族不仅操纵乡官、里吏的选拔，排斥寒门种族，直接控制乡里社会；而且拥家兵自重，不服约束，甚至驱逐长吏，控制郡县，演变为一方割据势力。 　　国家为了重新夺回乡里社会的控制权，采取了强制手腕。史载，朝廷指派赵广汉任颍川太守，前往诛杀了原、褚宗首恶。郡中才安定下来。东汉初，樊晔任郡都尉，“诛讨大姓马适匡等。盗贼清，吏人畏之。”由此类事例说明，官府只有果敢地打击和削弱强宗豪族势力，消解这种不受国法约束的社会力量，才能将国家权力伸延至乡里，维持国家秩序。 　　 　　二、游侠势力对抗乡里政权，控制乡里社会 　　 　　游侠，“以武犯禁”，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民间力量。自战国始，由于诸侯国多方面诱用和支持游侠，促使游侠之风极为兴盛。 　　秦始皇时，曾大力捕杀游侠，使游侠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汉初，实行无为政策，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放松，游侠的势力重新浪起，甚至对抗国家政权，乡官里吏根本无法制止他们。司马迁云：“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扦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絮退让，有足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