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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歌剧院剖析音乐剧原创之路 　　音乐剧作为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传入中国只有30多年的历程。在这30多年的历程中，中国音乐剧从最初的“描红”走向了本土原创，上海歌剧院重磅打造的原创晋乐剧《国之当歌》，即以独特 　　的风格和崭新的面貌开启了上海歌剧院的音乐剧创作与演出之旅。 　　为使观众抢先了解到音乐剧《国之当歌》的创作亮点，笔者专门采访了该剧的主创人员，了解到他们为提高该剧的创作质量，对该剧的故事编排、音乐创作与表演形式等诸多方面做了重大调整，较之于之前的版本，新近打磨改编的版本在剧本创作上更具故事性，在音乐创作上更具时代性。 　　亮点之一：剧本创作的故事性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说明剧本创作的重要性。著名音乐剧制作人麦金·托什曾说：成功的音乐剧其制胜法宝就在于有好的剧本。而剧本创作的核心在于有好的故事。上海歌剧院精心制作的原创音乐剧《国之当歌》，其首要亮点就在于剧本创作的故事性。为丰满剧本创作的故事性，主创人员不仅对原有的一些人物角色进行了润色和修改，而且对人物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适当调整，如把黎锦晖和小鹂的形象塑造得更加正面化，对报童——毛弟与码头工人长庚之间的人物关系也进行了重新调整，从而在整体上强化了剧本创作的故事性。 　　如为使男一号聂耳的出场更具故事性，剧中采用了聂耳“当衣服买琴”的戏剧性方式出场，既表明了聂耳对音乐的美好追求与爱好，也表明了音乐人随性、自由的性格特征。剧中的聂耳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大全”形象，而是一个比较朴实自然、有着美好梦想与追求的年轻人，他从当年内地最为开放的城市云南昆明来到上海后，有一种强烈要求发展和提高自我的美好夙愿，但苦于处处碰壁：不但被音乐院校拒之门外，就连明月社也是破格才录取他为练习生。所以聂耳在音乐道路上的成长离不开黎锦晖与田汉两位长者的帮助与支持。尤其是黎锦晖，不仅破格录取聂耳，而且将年轻有为的聂耳介绍给当时已蜚声剧坛的剧作家田汉，所以黎锦晖不但对聂耳有师徒之情，还有伯乐之谊。因而，主创人员在改编本中对黎锦晖的形象进行了正面化重塑，将黎锦晖设置为与聂耳、田汉有着不同报国主张，但同样具有报国热忱的爱国人士。 　　改编本中对小鹂这一人物形象也进行了适当调整。不仅增加了小鹂这一人物形象的正面性，而且为小鹂与聂耳之间设置了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他们为了音乐的梦想走到一起，共同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但是当国家面临危难时，他们有着不同的爱国方式，聂耳利用创作音乐唤醒民众的方式来实现报国主张，而小鹂却采取了奔赴南洋义演为抗日将士筹集药品的方式实现报国主张。由于有不同的报国方式，所以他们之间有过摩擦、生过误会，但由于他们有共同的报国热情，所以最终相爱的他们冰释前嫌，走到一起。改编本中的这一爱情故事用柔美的《爱的涟漪》这首曲目作为一条音乐辅线贯穿全剧，从而从戏剧性上增强了整部作品的连贯性。 　　改编本中对报童——毛弟的人物形象也有所改动，改编本中把毛弟设置为码头工人长庚的儿子，他为了交付房租以及替患有腰伤的父亲筹集药费而到街头卖报，结果不但报纸没卖掉，反而让街头小混混哄骗一光。据主创人员介绍，毛弟这一人物关系的重置，旨在增强上半场戏中长庚家庭的苦难程度，从而让聂耳真切感受底层民众的生活并激发他创作《卖报歌》来帮助民众。 　　故事性是衡量一部戏剧作品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准。正如音乐剧《猫》的作者安德鲁·劳埃德·韦伯所说：“音乐剧的本质在于故事、故事，还是故事！”原创音乐剧《国之当歌》正是基于故事性的原则对剧中的一些人物形象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调整与重塑，旨在从结构上增强整部作品的故事性。 　　亮点之二：音乐创作的时代性 　　聂耳（1912年—1935年）是一名伟大的人民音乐家，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封建军阀混战、列强环伺中华、五卅运动风起云涌和日寇铁蹄践踏东北的时期，在这种充满矛盾冲突的时代环境下，年轻的聂耳开始了自己对社会和现实的认真思考。他在短暂的两年多中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既有反映旧社会民众苦难生活的《码头工人》、《大路歌》、《饥寒交迫之歌》等，也有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毕业歌》、《铁蹄下的歌女》与《义勇军进行曲》等。音乐剧《国之当歌》在音乐创作上的亮点在于将聂耳的几首代表性曲目（如上半场《卖报歌》、《码头工人》，下半场《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与全剧近30首曲目有机贯穿起来，铺排出上半场“为民众苦难而呐喊”与下半场“为民族救亡而怒吼”的戏剧音乐结构，使全剧的音乐呈现出鲜明的时代风格。 　　作曲家还通过音乐对聂耳所生活的时代背景作了充分的描绘与渲染，如第一场开幕的混声合唱《沧海横流》，运用全景式手法再现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风云激荡、危机四伏的历史图景，为主人翁聂耳的出场进行了很好的铺垫；第二场的混声合唱《上海是个梦工厂》，通过劳工与乞丐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