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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再的探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含义,确切地说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特殊情况相适应,并使马克思主义可操作化、行为化,使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自己的特殊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有明显差别。一大党纲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状况结合起来,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纲领和政策,因此,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视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应为中共二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中共二大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7-0196-06 　　贺朝霞(1973―),女,博士,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部副部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政策;李亮(1971―),男,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海200234)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近年来一直是学术界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目前,有学者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认识和把握,回顾我党早期创建和发展的历史,我们认为:1922年中共二大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一 　　 　　当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问题时,首先应该弄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的确切内涵。目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源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是毛泽东首次提出的。1938年10月,基于建党17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1](P658-659)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任务及其所阐述的思想,在中共中央内部获得了广泛的共识。1938年10月15日,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组织工作中国化”方针。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是国际的,但我们是在中国做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正确认识这些特点,再来决定我们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我们要有原则性,还要有具体性,要根据各地的情况实现我们的原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谈到宣传教育工作时,张闻天明确提出宣传工作“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1](P709)。11月5日,张浩在《关于抗战中职工运动的任务》中讲到工作方法方式中国化问题时,提出:“不独不应机械地利用国际经验如斯大哈诺夫的运动等,而且也不能机械地利用中国各地的工作经验。”[1](P737) 　　六中全会后,党的许多领导人、学者和其他人士,如彭真、艾思奇、刘少奇、张闻天、杨松等纷纷在讲话、报告和文章中发表意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多方面的阐释,限于篇幅,本文不再一一引证。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艾思奇1940年2月发表了专论文章《论中国的特殊性》。该文在批驳叶青企图假借“中国化”之名来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目的时,深刻阐明了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应用到中国的具体问题上来,就是在中国的现实地盘上来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具体化,加以发展。”并指出:“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之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这里就一定有‘化’的意思,也就有‘创造’的意思。”[2](P481) 　　从以上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含义,确切地说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特殊情况相适应,使马克思主义可操作化、行为化。换句话说,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使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自己的特殊理论”。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曾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为此,他提出了“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