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审判中法律运行不确定性表现形式及原因探析.docVIP

PAGE PAGE 1 司法审判中法律运行不确定性的表现形式及原因探析 　　从理论上讲，法律规定是明确的，稳定的，确定性是法律运行的常态，相同的案件应该得到相同的判决。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在中国基层法院，司法运作的不确定却是常有的现象。如打假名人王海因购买假货，要求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双倍赔偿，在天津市两个区法院得到两次完全不一样的判决。一个法院以王海是知假买假不属消费者为由，驳回了其双倍赔偿的请求;而另一个法院却支持了王海的诉讼请求。同样的事实，得到的却是两种不同的判决。由此可以看出，在审判实践中，法律的运行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确定的。因为，法院处理案件和适用法律的过程是一种复杂的,以法律为框架和主线,综合考虑政策、经济、文化、心理、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的高度技术性的创造性活动。法律的运行就是把抽象的、一般的、既定的规范变成具体的、个案的规范，即把静态的法律规范通过动态的审判过程应用到具体的案件中。而确定的法律规则只是为法官裁判指明了大致的方向，并未为具体案件提供明确的答案。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必须依据一定的规则重构案件事实，重新解释法律，不仅要考虑法律效果，而且要考虑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实现三者之间的有机同一。在诸多因素的统一作用下，不同的法官可能对相同事实作出不同的认定，对相同法律作出不同的理解，从而导致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作出不同的判决。柏拉图认为，当发生纠纷的时候，作为一个国家的法官应当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不应当受法典中规定的固定而呆板的规则的约束。[1] 　　在审判实践中，法律运行不确定性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案件事实认定的不确定性，二是法律规则本身的不确定性，三是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下面分别进行论述。 　　一、案件事实认定的不确定性 　　我们通常所讲的事实是指真实的客观情况，或案件实际发生的本来面目。然而，事实真相是否完全能够查明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在审判实务中要查证和认定的案件事实，都是发生在过去的，法官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实，因此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取证、举证、质证和认证的活动来确定。而通过诉讼审查认定的是法律事实而非客观事实，两者在一般情况下有较大的重叠，但也有可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甚至可能完全相反。在当前推行的抗辩制诉讼模式中，某些法官认为法院是“审证据”而不是“审事实”。[2]综合起来看，在司法裁判机制中，案件事实认定的不确定性，主要源于以下二方面的因素。 　　1、案件事实的复杂性和不可再现性。虽说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世界上没有不可认知的事物。但是，准确再现案件的真实情况，为法律适用确立必需的相应事实情境，却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一方面，案件“真实”、“真相”，往往与复杂、多样的社会现象紧密相连，是客观世界复杂、多变的因果链条上的一环。而诉讼作为一种社会冲突处理机制，以解决社会纠纷为己任，它对案件的处理受制于特定的时空条件，因此，诉讼对案件事实的考察、查明，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它只能硬性截取复杂、多样的社会事实的其中一段来加以认识，并据此作出判断。由于在这一机制下，司法认知的对象仅仅是客观因果事实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因此，复杂、多样的案件事实本身并不能在诉讼机制内得到完整揭示。另一方面，实现案件的实体真实，实际上是一个对历史性事实作回溯证明的过程，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了任何事实都难以完全恢复其原始面目。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实际上永远无法亲历案发过程，他只能通过案发现场的遗留痕迹――证据，来重建现场、推断案发的真实情形，这就决定了难以真正确切地认识案件事实。正如Radin所指出的，“事件是独一无二的，想象的或模拟的重建都不可能确切地重现过去”。 　　2、证据本身的不完整性和不可靠性。证据是法官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唯一连接点，也是法官查明案情的唯一凭据。但是，证据的收集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作为案情纪录的证据本身具有易灭失的特性，随着时间的流逝，有的痕迹、物证可能灭失，证人对案情的记忆也可能淡化。这就使审理案件的法官不可能完整地、充分地占有证据，只能根据有限的证据资料来对案情作出判断。而常识告诉我们，信息资源的不充分性是难以保证决策的正确性的。 　　而且，证据本身的可靠性也值得怀疑。其中，证人证言的不确定性尤为突出。因为证人所看到的可能是整个案件事实的一段而不是全部，人的认识能力和记忆能力的有限性又决定了它不能完全、正确地反映案件事实的全貌，不能把所见所闻客观、完整地勾勒出来。国外一些法学院曾进行过证人证言可靠性的试验，即在教师授课过程中,一个事先安排好的人突然闯进教室并袭击教师或学生，然后逃离教室。在众多的试验中,学生事后对事件的描述与实际情况总有相当大的出入。[3]这说明，由于每个人的观察能力、关注点、兴奋点和对待事物的角度不同，因此每位证人对同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