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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税收文化差异及原因分析 　　由于历史和文化基础的差异，我国在税收理念和税法的认识等文化方面还远不如西方国家发达。这大大影响了我国税收法制的完善，更阻碍了税收法制的实施。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笔者一一进行探讨。 　　 　　一、治税思想差异及原因分析 　　 　　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的治税思想具有明显的非法制性质。我国皇权税收权力不受限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统治阶级往往以赋税为名进行横征暴敛，常常弄得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激化。这种非法制的治税思想主要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比较大。儒家文化推崇忠孝安邦，礼仪治国，宣扬和倡导对国家绝对无偿的进贡，以体现对国家和皇上的绝对忠心。建国以后，我国的治税思想仍具有非法制性质。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可以说没有真正名副其实的税收法律。改革开放以后，初步建立了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框架。但除了《税收征管法》、《个人所得税》等少数几部法律属于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外，其它都由国家行政机关制定。这种现状说到底是源于我国传统治税思想的影响。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西方国家的治税思想，发现西方国家走在了我国前面很远。西方很早就确立“税收法定主义”的税收原则。该原则要求税收的征收和缴纳必须基于法律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依据，国家不能征税，任何人亦不能被要求纳税。这里所讲的法律仅仅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包括行政法规。最早确立该原则的是英国。1215年英国“大宪章”首次对王权税收加以限制，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明确规定国王不经国会同意而任意征税是非法的，只有国会通过法律后才能向人民征税，正式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现代西方各国大都把税收法定主义作为宪法原则加以确定。比如美国宪法第一条规定：“只有众议院通过法律后，政府才能向人民征税”；日本宪法规定“征收新税或改变现行税收必须以法律定之”。他们典型的法律语言是“不经立法，不得征税”。 　　由上述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西方治税思想具有很强的民主法治性，而我国却有着极强的专制、非法制色彩。 　　 　　二、立法观念差异及原因分析 　　 　　西方，税法作为与人民财产权直接相关的法律，其立法应主要由立法机关进行，这是西方税收发达国家的通例。在封建时期，英国的《大宪章》规定，批税权在议会，而不在国王，即税收立法在立法机构。累积的实践经验形成和巩固了这样的观念，意即“对基于普通法，并由立法经常强化的下述基本原则不容争辩，臣民不同意不得对其征税，议会是征求和给予这种同意的唯一有效的处所。”美国宪法规定征税的法律必须由众议院提出并通过。比利时宪法第110条规定：“国家征税必须通过立法才能规定。省、城市、市镇联合体和市镇的地方税，非经各自议会做出决定，不得征收。”由此可见，只有权力机关才有权进行税收立法是西方税收立法普遍的理念。然而在我国，由立法机关制定的税收法律却十分有限，我国税法的立法模式可归纳为是一种行政主导的税收立法。我国开征的大多数税种，都是先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层次的暂行条例，然后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实施细则。而实施细则往往做出了许多为暂行条例所不包括的内容。另外，作为这种行政主导税收立法延伸的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大量的税收通告。而税收通告变动又比较频繁且税收通告之间往往又存在冲突。这种行政主导的税收立法传统应该加以改革，否则将会大大影响税收法治。关于行政立法，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尖锐指出：“如果行政者有权决定国家税收的权力，而不必只限于表示同意而已的话，自由就不存在了。因此这样行政权力就在立法最重要的关键上成为立法性质的权力了。”因而这种行政主导的立法模式，缺乏诚信服务，法律的严肃性和规范性不可避免要受到影响。可见中西方税法立法理念存在巨大差异，这也是我国与西方国家法治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 　　 　　三、纳税观念差异及原因分析 　　 　　税收观念是国家意识体现，西方国家的公民税收意识很强烈，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只有税收和死亡是不可超越的。”在美国，纳税对每个人来讲就如同中国人每月交水电费一样司空见惯，只要有收入即必须征税。一般80%的美国人能自动纳税。而在我国，人们的纳税意识比较弱。形成一种你偷我也偷，不偷白不偷的税收心理。中西方纳税观念有这么大的差别。究其根源是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我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儒家文化注重德治，主张“轻德薄赋”“休养生息”。在这种税收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对税收存在一种对抗情绪。而西方文化中的道德文化主要是知识型和宗教型的，西方人的精神寄托与宗教有关，行为主要受法律的约束。从人们的纳税心理看，不懂税法，甚至违反税法是一种不道德或无知的象征，这种纳税心理在西方人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偷税行为在西方社会中普遍遭到了 谴责和蔑视。 　　 　　四、权利意识差异及原因分析 　　 　　西方国家普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