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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育纠纷解决机制剖析 　　19世纪，拿破仑曾说：“就政治问题之各方面而论，教育殆均为其最重要之基础；因除非人民受有良好教育，与彼此有共同了解之诸种重要原则；国家贻无善治之可能”。[1]可见，教育事关国家兴亡，正所谓“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被认为是社会文明与进步、个人发展与幸福的先决条件。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优先发展教育”，“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中小学教育是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事业，知识经济已初现端倪，教育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接连发生的择校费、体罚学生以及学生伤害事故等中小学教育纠纷案之后，我们发现中小学教育纠纷的妥善解决是关系社会稳定和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中小学教育涉及社会和经济发展等重大国家和社会利益，中小学教育纠纷应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以切实保障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 　　 　　一、 中小学教育纠纷的特性分析 　　 　　中小学教育纠纷是指在中小学义务教育活动中，各主体相互之间权利义务的冲突与矛盾。我国中小学教育主要处在义务教育阶段。义务教育，又称为强迫教育，它是一种政府行为，是以国家强大、民族兴旺、个人幸福为宗旨或目标的一种制度安排。中小学校是由政府举办、专门实施学制系统内教育教学活动的社会组织。虽然公共性、公益性是所有学校共有的特点，但由于中小学校在经费来源、设置功能以及受教育者群体等方面具有特殊性，与其他组织相比，具有自身的特性。 　　首先，中小学校的特殊法律地位决定了此类纠纷具有明显的公法性。中小学主要从事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由国家法律强制实施的免费教育，具有免费性、非排他性，符合公共产品的特征，是具有强烈公法性质。尽管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中小学法人人格、财产权、法律责任等仍不可能做到完全独立，德国、法国等国家的中小学法人地位也是不完全独立。因此，中小学校特殊的法律地位反映了中小学教育具有很强的公法性质，由此，中小学教育纠纷中必然存在具有公法性质的纠纷，中小学教育纠纷的解决一般需要公权的强力介入。 　　其次，中小学教育纠纷主体有自身的特殊性以及相互关系的紧密性与持续性。中小学校面向儿童和青少年，比其他学校更具有封闭性和稳定性，要尽可能地避免外界的干扰，也经不起纷争与动荡。同时，中小学生是身心发展尚未成熟定型的未成年人，一方面其权利的行使一般由其监护人来代理，纠纷当中往往需要家长的介入并因此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激烈的冲突与不安会对其学习、成长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同时，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中小学校成为儿童和青少年学习、成长的主要场所，两者需要保持长期的紧密、友好关系，在纠纷解决类型中属于“追求维持和谐关系型”[2]，当事人希望纠纷的解决不至于导致关系破裂。因此，中小学教育纠纷的解决不宜采用或尽量避免对抗性强、“一刀两断”的手段去解决，而需要多元化的、商谈式的、缓和友好的方式去化解。 　　再次，中小学教育纠纷法律关系具有多重性与复杂性。中小学教育纠纷具有多重法律关系，既有民事法律关系，又有行政法律关系等。然而，在学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既不同于普通的民事法律关系，又不同于普通的行政法律关系，而是事实上特别权力关系。由此，在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分野的情况下，法院对多重复杂的教育纠纷显得无能为力，很难有一个完满的解决。另一方面，由于教育本身的学术性、专业性，教育纠纷涉及诸多专业知识，技术性、学术性很强，比一般纠纷更为复杂。法官的专业技术体现在“以何种程序操作诉讼”和“以何种规则认定事实并解决纠纷”[3]等方面，种类繁多、纷繁复杂的专业技术问题使得法官无所适从而难以胜任。因此，中小学教育纠纷不仅需要多样化的解决机制，更需要一种专门化的解决途径。 　　最后，中小学教育纠纷主体之间的地位平等性与不平等性共存。中小学教育纠纷既有类似于民事争议的纠纷，也有类似于行政争议的纠纷。学校往往以管理者的身份出现，加之中国尊师重教悠久传统的影响，“师道尊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些传统观念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根深蒂固，学生与学校或教师之间既有法律地位的不平等还有伦理道德上的不对等。而学校及教师在教育行政部门面前处于行政相对人不对等法律地位。因此，中小学教育纠纷的主体，即学校、学生、老师、教育行政部门、其他公民法人等，在中小学教育纠纷中因其权利义务关系可能平等或不平等，其权利义务关系各不相同。由此，中小学教育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应是多元化的权利救济制度。 　　 　　二、 中小学教育纠纷的解决机制的现状分析 　　 　　1.中小学教育纠纷解决机制现状 　　在现实中，中小学教育纠纷的解决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司法方式。凡是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符合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可以通过诉讼渠道来求得司法救济。我国有关的教育法律对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