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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明士人弃儒从商原因剖析 　　摘 要： 商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直处于卑贱地位，从秦代商鞅变法提出“事本禁末”的观念到明太祖强化“重农抑商”政策，历代王朝都以“农本商末”的思想为主旋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四民观”中居于最上层的“士”与居于最下层的“商”也发生了微妙的关系变化，“弃儒经商”成为明代中晚期社会变迁的一大亮点。本文着重讨论这种转变背后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 中晚明 弃儒从商 原因 　　中国社会进入晚明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社会趋势。随着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封建社会原有的一些经济观念，如：士人以“科第为先”，官员“耻于为末”，“君子轻不言利”等等，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一批士人逐渐破除了“重农轻商”的传统，竞先加入了经商的大潮之中。士人弃儒从商现象之所以在中晚明流行，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一 　　科举竞争激烈导致士人退而为商以谋成功。“学而优则仕”，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最理想的人生选择。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寒窗苦读都能换来金榜题名。当千军万马遇到独木桥时，落水者必定不计其数。余英时先生曾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1]一书中指出，明代科举名额（包括贡生、举人和进士）并未与人口相应而增加，说明代士人获得功名的机会越来越小。为佐证这一推测，余先生遍检16世纪有关文集，发现两条重要史料：一是，文徵明（1470-1559）在《三学上陆冢宰书》[2]中讨论了苏州地区的生员名额和贡举两途三年总数之间的比例，得出每一生员在三年中成功率只有三十分之一的结论，远比当时流行的“士而成功者十之一”[3]还要激烈。二是，与文徵明同时期的韩邦奇（1479-1556）从治民角度提出大增举贡的必要性。他说：“岁贡虽二十补廪，五十方得贡出，六十以上方得选官，前程能有几何？”[4]贡生垂老始得官，必然不能尽心治民，为百姓着想也应解决士人科举之路过度艰难的局面。这两点直接或间接说明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并非易事。甚至那些士子所重视的“贡生”名额费了其九牛二虎之力而不得，却可能轻而易举的被商人用银子买去。《型世言》第二十三回有段描写：“一个秀才与贡生何等烦难？……身子还在那厢经商，有了六百，门前便高钉贡元匾额，车上两面大旗。”[5]虽说小说里的描写是夸张的，但不能完全否认其真实性。一些商人的墓志铭中有“太学生”或“国子生”的背景，一方面可能他们是有真才实学的商人子弟，另一方面不可否认有通过银子换来学历的。这样看来，士子通过规规矩矩的科考却进不了仕途，而拥有财富的商人即使没有才学也能轻而易举地提升社会地位，这自然也会引起士子们曲线救国的想法，先成为商人可能也可实现仕途梦。另外，当时“贾而成功者十之九”[6]说法盛行，也给了士人投身商业更多的信心。 　　二 　　商人社会地位上升，财富集身引起贫寒士子的艳羡。商人的财富都引起皇帝的艳羡和效仿，更何况平常士子呢？自古都以“富”称商，以“贫”称士，才有“富商”、“贫士”一说。在明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提高，而此时商人处在经济生活的上层，手里聚集着大量财富，士人阶层却相对贫困。为改变现状，有些士人或为商人写文作传以赚取润笔费，或将自己的文化作品以商品形式出卖，或直接转行为做生意的商人。当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精神满足就无从谈起。所以，迫于改变贫困现状是一部分士人从商的最简单最直接的原因。况且，即便是科举入仕的官员，他们的经济状况也不是太好。士大夫应酬颇多，雅好很广，这一切需要经费的支撑，而他们正常收入并不高，甚至还不及商人纳的税多，所以这种经济差异引起士人对财富的渴望心理。另一方面，商人不再是世人眼中的卑贱之民，其社会地位的大大提升让士人也不耻与商人为伍或成为商人。以穿衣为例，明太祖在洪武十四年作出规定：“农家许着细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着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着细纱。”[7]一直到正德年间，明政府还重申过“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8]到明中后期，商人率先打破了明初的服制，不仅缨纱鞋帽，而且日常用品都非常奢华。“商贾之家亦雕龙绣拱，玉勒金羁，埒王公矣，妇女则珠络翠翘，飞纤几绡，几后妃之饰矣，而冠祭之仪缺焉”。[9]溥平“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湘鞋，纱裙细裤。酒庐茶肆，异调新声”。[10]往昔只能由士大夫戴的瓦楞棕帽，如今变成市井小民的流行服饰。至此，商人、士人、庶民的衣着已无明显等级区分，这也是商人社会地位上升的隐性表现。 　　三 　　“义利”观念的变化使得士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相互融合。士这一群体最核心的价值观念来自儒家思想，而其中评价商人最关键的标准在于“义”与“利”的取舍。从孔子到明代王阳明，关于义利的选择几乎是一致的，即重义轻利。而恰恰在这时期的商人群体中出现了一大批符合儒家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