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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法律文化差异剖析 摘要：法律文化是共同制约法律制度并且决定法律制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地位的价值和观念。它属于人的主观意识范畴，是与整个文化具有有机联系的有血有肉的习惯，而不是某个社会可以选择或购买因而不具有任何特定社会遗传标志的中性人造品。法律文化是法治的支撑，中国和西方由于在国家的起源方式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法律文化传统具有诸多差异。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进程中，比较和探究中西法律文化之间的这种差异，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法律文化；法治；法律价值 中图分类号：D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03-0121-03 　　 　　一、法律文化的概念 　　 　　法律文化既是一门新的法学理论，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法学概念。如何理解这个概念，各国学者众说纷纭。其见解不一而足。1969年，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在《法律与社会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文章，首次提出了“法律文化”这个概念。他认为“法律文化是共同制约法律制度并且决定法律制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地位的价值和观念。”弗里德曼将法律文化界定于人的主观意识范畴，在他看来法律文化是与整个文化具有有机联系的有血有肉的习惯，而不是某个社会可以选择或购买因而不具有任何特定社会遗传标志的中性人造品。所以，每个国家都有其各自与众不同的法律文化。没有两种法律文化完全相同，正如没有两个社会政治、社会结构和一般文化完全相同。虽然“法律文化”这个概念后来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学者所接受，但在对“法律文化”的定义上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美国的另一位法学家梅里曼使用了与法律文化极其相似的概念――法律传统，即关于法律的性质、关于法律在社会与政治体中的地位、关于法律制度的专有组织和应用以及关于法律实际或应该被如何制定、适用、研究、完善及教授的一整套植根深远、并为历史条件所制约的观念。法律传统将法律制度与它只是其中一部分的文化联系起来。他认为法律文化是凝结在法律制度中的文化因素，是传递行为传统的重要工具，起着联系个体意愿和法律制度并使其发挥功效额定纽带作用。前苏联法学家阿列克谢耶夫则认为“法律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精神财富。它表现在法的调整素质。积累起来的法的价值以及法和法律技术中。法律文化属于社会精神文明。”叫也并没有对法律文化做具体描述，只是指出了法律文化是一种表现在与法有关的一系列事物之中的精神财富，把法律文化与对法的价值的描述，和法律价值的存在与发展联系起来。所以说，要想给“法律文化”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很难的。既然法律文化是一种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景象，人们就有理由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标准去分辨它、理解它，用来说明自己想要说明的问题。在本文中，对于法律文化，我们用以指法律意识领域，即一般意义的法律文化观，不涉及属于法律制度、法律实践方面的内容，仅限于一个国家或民族受到历史条件制约的人们对法的性质、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其他法律现象的看法和评价，是渗透到法律生活当中的思想传统、思维模式。 　　 　　二、中西法律文化差异的外显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中国几千年传统农业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以“天人合一”和伦理中心主义为本质特征的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化。西方传统文化是商业文明条件下自由自觉的理性文化。中西文化传统的不同，决定了中西法律文化传统的差异。中国的传统社会主要依“礼”和依“习惯”而治，国家制定的法律与民众的生活经验脱离，法律只是人治的辅助工具。西方有着悠久的法治文化传统，法治思想已经成为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核心思想。并与西方社会发展休戚相关。分别支撑人治与法治传统的中西法律文化有诸多的差异，我们仅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概括。 　　 　　1.“权力至上”传统与“法律至上”原则。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道德的内在超越，法律只是一种辅助德礼之所不及的工具。如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主张施政要以道德教化为主，以刑法为辅。《唐律疏议》首篇开宗明义：“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以商鞅和韩非为代表的法家，虽强调“缘法而治”，但是，在法家思想里，法律仅仅是控制臣民的一种手段。可见，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君权”大于“法”。“法”自君出，主要作用表现在刑法领域，成为暴力维护“礼”所代表的道德伦常等级秩序的手段。法律成为统治者治民驭民的工具。缺乏自然法的超验批判，不能拥有神圣性和权威性地位，没有走进人心，贴近社会。相反，民众对国家法之外的所谓习惯、民俗、伦理、道德等更感兴趣，更有所偏好和亲近。中国基层社会是乡土性的，“天高皇帝远”，作为治民驭民工具的法律远离熟人社会的日常生活，农耕文明的“乡土社会”实行“礼治秩序”、“长老统治”。“这样的社会里。法律是用不上的，社会秩序主要靠老人的权威、教化以及乡民对于社区中规矩的熟悉和他们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