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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兵家军事立法理念初析 　　摘　要：兵家军事立法理念兼具理想性和现实性，既讲求战争和法律的正义性与合人心性，也研究作战指导、治军方案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兵家对治军中的“礼”与“法”的相互关系已有清醒的认识，并积极提倡和重视教化与刑罚的结合，即“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在兵家看来，“礼”的要求也是“法的内容”，“礼”与“法”各有所用，只有礼、法并用，才能治理好军队。 　　关键词：先秦兵家；军事立法理念；初探 　　中图分类号：D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7)02-0086-03 　　 　　一、引　言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的剧变，战争的频繁，诸家的蜂起，使诸子百家都对“兵”这个“国之大事”非常重视。就我国先秦时期诸子百家而论，各家都在察兵、言兵。如果我们全面阅读、精心研究，则会发现，在先秦的典籍中，不仅子书中言兵，而且在经史诸书中，亦大量言兵，《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毂梁传》、《国语》、《战国策》等，无一不言兵、察兵。秦代以降，言兵者日益增多，兵学著作日益丰富，经、史、子、集言兵，政书、方志、类书、笔记杂著、诗词歌赋等，亦言兵。 　　这样一种社会背景和文化土壤孕育出了思想非常开放的一个学派――兵家，它与杂家一样，几乎没有学术门户的偏见。《汉书?艺文志》指出：“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诸三十五家。”这话告诉我们兵家源于上古的“司马之职”，约在春秋时期开始形成独立的流派，而且影响不小。 　　在先秦典籍中，军法主要是讲军事制度，记录在竹简上，属于官文书，内容偏重于治兵，属于广义的军事艺术。用兵从治兵发展而来，这是兵法与军法的中间环节，也是早期兵法的基本形态，侧重于谋略，即狭义的军事艺术，但它的来源却是广义的军事艺术。军法与兵法正好相反：军法讲的是法度，兵法讲的是兵无常法。用兵的前提是治兵，治兵的结果是用兵，治兵与用兵不一样，但谁也离不开谁。兵家军事法律思想与诸子及其他各家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形成一个极为开放而又生动活泼的思想文化体系。在这一融合过程中，儒、法两家的治军理念对兵家的影响尤为深远，兵家站在现实主义者的角度清醒地意识到以法治军对有效指挥军队、克敌制胜的意义所在，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部队的战斗力与内部的凝聚力紧密相关，因而格外强调德教、仁爱的重要性。法治、德治一阳一阴、一外一内互不偏废，用于治兵才能够游刃有余。在丰富的战争实践过程中，兵家的治兵理念得到了进一步的检验，在军事立法活动中形成了“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立法理念，对后世军事、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先秦兵家军事立法理念的内容 　　 　　兵家军事立法理念兼具理想性与现实性，既讲求战争和法律的正义性与合人心性，也研究作战指导、治军方案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儒家以礼义道德为基础的政治理想在当时缺少实现的力量，而法家则片面强调以力服人，缺少正义性的价值支持。兵家对治军中“礼”与“法”的相互关系已有清醒认识，并积极提倡和重视教化与刑罚(军事法)的结合，即“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在他们看来，“礼”的要求也是“法”的内容．“礼”与“法”各有所用，只有礼、法并用，才能治理好军队。 　　“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立法理念，是在当时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下和百家争鸣的思想氛围中孕育出来的，也是在血与火的实战中丰富发展起来的。兵家的军事立法理念对当时的治军治国实践发生了很大作用，同时，对我国古代法治理论及军事法一般原理的形成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令之以文” 　　令，教令，在这里指教育；文，仁也，指仁德，道义。“令之以文”是指用仁德道义去教育士卒，即用儒家的仁义道德教化士卒。先秦兵家的任何一部著作都吸收了儒家的“仁义”思想，表现出较强的儒家色彩。《司马法》主要反映了西周时期的战争理论和战争特点，贯穿了儒家的仁义思想，表现出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在治兵方面，《司马法》强调运用七种手段治理：“凡治乱之道：一日仁，二日信，三日直，四日一，五日义，六日变，七日专。”在这七种手段中，“仁”、“信”、“义”都是儒家倡导的核心思想。《司马法》在强调智、勇、功、利的同时，更强调仁、义、信：“凡民，以仁救，以义战，以智决，以勇斗，以信专，以利动，以功胜。故心中仁，行中义。”在儒家那里相克相斥的东西，在兵家那里却相生相容，这实在是兵家开放的思想、广阔的胸襟使然。 　　如果说《司马法》反映的主要是西周礼乐文明时期的治兵理念，还不足以说明先秦兵家的儒家特色的话：那么反映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特点和规律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