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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陛云词学思想初析 　　[摘要]俞陛云论词主常州派，一是由于“词为小道”的观念让祖父忽视了在这方面的教育，二是由于清末常州派在词坛的绝对统治地位，使得俞陛云在词学主张上与其祖背道而驰。陛云以寄托说词，重视词的思想内容，同时亦重视词的艺术特性；虽接受常州派论词主张，却又不受门户所限，能较为公正地面对批评对象。 　　[关键词]俞陛云 词学思想 形成原因 　　中图分类号：I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08（2007）0520185－02 　　 　　俞陛云，字阶青，号乐静，俞樾之孙，俞平伯之父。在文学、书法、绘画等方面皆有较高造诣，尤擅诗词，著有《小竹里馆吟草》、《蜀?诗纪》、《绚华室诗纪》、《乐静词》、《诗境浅说》、《诗境浅说续编》等。 　　前代文人往往要通过自己的选本来说明其文学立场，选本也就成为一种独特的批评方式。常州词派创始人张惠言就是通过编《词选》一书来全面阐释他的词学主张。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俞陛云编选了《唐五代两宋词选释》。尽管此书只是在家里给自己孩子讲课所写讲义，但对唐宋名家词所作诠释已明确而集中地反映了他的词学观。 　　 　　一、词论 　　 　　（一）“怀人恋阙，缘情托讽”寄托说 　　 “寄托”是俞陛云论词的最重要特点之一。吴梅先生在《词学通论》中说：“所谓寄托者，盖借物言志，以抒其忠爱绸缪之旨。三百篇之比兴，离骚之香草美人，皆此意也。”诚然，比兴本是《诗经》中广泛采用的表现手法，“比兴”、“香草美人”逐渐成为后世诗歌创作的规则。词体也很适于用比兴寄托，借助艳辞绮语来表达重大情志，言在此而意在彼。俞陛云在《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之《唐词选释?叙》中说： 　　李白以后，若温、王、刘、韦，作者十数人，皆一代诗豪，以余事为长短句，其肫然忠爱，蕴而莫宣，则涉笔于翠帘红袖间，以达其怨悱之旨。 　　《五代词选释?叙》中又说： 　　士大夫忧生念乱，浮沉其间，积感欲宣，而昌言虑祸，辄以曼辞俳体，寓其忠笃悱恻之思，《黍离》咏叹，亦时见于其间。 　　晚唐、五代及南宋时，社会混乱，贤人君子处此乱世，满腹忧生念乱之辞，却又担心祸从口出，只好“藉俳语以自晦”， “翠帘红袖”、“曼辞俳体”莫不寓于浮沉之感、悱恻之思也。正所谓“其时身值乱离，怀人恋阙，每缘情托讽。”因此，俞陛云在对词作进行诠释时，十分注重作品的思想内涵。如韦庄〔思帝乡〕后云： 　　调倚〔思帝乡〕，当是思唐之作，而托为绮词。身既相蜀，焉能求谅于故君，结句言此心终不忘唐，犹李陵降胡，未能忘汉也。 　　再如王沂孙〔望梅〕后云： 　　此调前六句实赋梅花，余虽句句咏梅，而处处有宗国之思。 　　诸如以上各例，在《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中不胜枚举。以“寄托”说词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关于这一论词主张，俞陛云更多从常州派那里继承而来。“比兴寄托”理论在常州派词论中居于重要地位，在他看来，词上承《风》、《骚》的文学传统，承担着政治教化的社会功能。因此，张惠言论词要求加深作品的立意，增强其思想内涵。这对俞陛云论影响很大，俞陛云在温廷筠〔菩萨蛮〕〔更漏子〕、韦庄〔菩萨蛮〕、欧阳修〔蝶恋花〕、苏轼〔卜算子〕、辛弃疾〔摸鱼儿〕等词的诠释中多次引用张氏的观点。俞陛云不止机械接受张氏论词主张，他能于张氏之外勇于自立，敢于创新。如欧阳修〔蝶恋花〕，张惠言这样评论：“‘庭院深深’，闺中既已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章台游冶’，小人之径。‘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由此而得出结论：“殆为韩（琦）、范（仲淹）作乎？”张氏字譬句解，显然与词意不符。此词借暮春黄昏、雨骤风狂，透露出楼头思妇的内心苦闷。因此，俞陛云说：“此词帘深楼迥及‘乱红飞过’等句，殆有寄托，不仅送春也。”可见俞陛云的寄托论更注重从词本身的艺术特性出发，坚持以艺术审美的眼光看待审美对象，借形象化的评点，把读者带进可以意会，难以辞达的境界。 　　 　　（二）含蓄不尽，词家妙诀蕴藉说 　　受传统词论影响，俞陛云在《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中反复强调词之“蕴藉”说。历来词论家论词多以“婉约”为词之正统派，自唐五代兴起之时，相沿成习的便是“婉约”词风。 　　含蓄蕴藉与“寄托”不同，清代沈祥龙曾这样描述：“含蓄无穷，词之要诀。含蓄者，意不浅露，语不穷尽，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其妙不外寄言而已”。诚然。“婉约”词之抒情讲究婉转曲折、含蓄不露，发之于词，则求若隐若现，欲露而又不露。因此，对于词之抒情直露者，俞陛云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如：李??〔浣溪沙〕后云：“作者言情之词，（中略），皆意境易尽，不若此词之蕴藉。”在高观国〔玲珑四犯〕后又云：“结句虽应有之意，稍嫌说尽。”俞陛云曾说“含蓄蕴藉，词家妙诀也”，特强调词之含蓄蕴藉，如周邦彦〔忆旧游〕（越调）词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