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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庄案试谈立法强制证人出庭作证 　　摘 要:重庆李庄案的判决给法学界留下了一些有关程序方面的讨论素材,其中证人出庭问题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当前,我国的刑事证人出庭率非常之低,已经影响到了97刑诉法修改的初衷的实现。考虑到“无证人便无正义”,在国外,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无一例外地规定了强制证人出庭的制度。我国也有必要在刑事诉讼中规定一些程序,从而保证证人能顺利出庭。如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询问证人时,应告知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将相关诉讼文书及出庭通知等送达证人;开庭时核对证人是否到场,如应到场而未到场的,法院有权采取强制措施等。 　　关键词:李庄;立法;强制证人出庭?? 　　一、引言 　　李庄案一审已于2010年1月8日宣判,以李庄被判处2年半有期徒刑。该案的审理引来颇多争议,其中最受质疑的是本案据以定罪的8名证人(其中有7位在押)经被告人及被告人的代理律师一再申请,本案证人都未出庭质证。法院的判决书对此解释为:“本院在开庭前已依法向证人送达了出庭通知书,证人均表示不愿意出庭作证……且人民法院不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公诉机关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符合法律规定”。虽然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之下,法院的这种作法没有明显的违法之处。“证人不出庭的直接结果就是证人的庭前陈述在庭审中大量直接使用,使控辩双方的质证难以展开,法官也难以通过证人出庭作证来直接审查证言的真伪;证人不出庭的又一后果,就是法官不得不再次依赖于庭下阅卷,庭前审仅仅是变成了庭后审而已,新的”庭审走过场“现象出于意料地出现了。”[1]在庭审实践中,如果证人不出庭,法官便以控方提供的证人的书面证言作为裁判依据,不但使被告人失去了当面质证、询问证人的机会和权利,而且大大降低了法官甄别证人证言虚假成分的几率,使法官最终对证人证言的采信带有片面性和倾向性,严重影响裁判的公正。西方普通法认为“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应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对于李庄案判决书所涉及的21名证人(包含提供证言的侦查人员)均未出庭质证,而且本案的关键证据都是言辞证据,就这样确定犯罪嫌疑人有罪,难以消除人们心中的“合理怀疑”。 　　二、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 　　刑事证人出庭率低是我国刑事案件审理的痼疾。根据某自治区自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至2003年6月以来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统计,该地区15个中级人民法院及辖区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平均为3%,其中出庭率最高的达到6%,而其他中院证人出庭率均达不到3%,低的连1%都不到[2]。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审判制度改革的一个遗憾。 　　传统的审判制度是纠问式的,审判机关居于主导地位,导致有些审判机构恣意妄为,偏听偏信,不利于发现事实的真相。与之相应的对抗式审判制度,则强调审判机构权力的弱化,法官在法庭上的角色被设计成 “木偶”,对控辩双方的陈述加以聆听,以求达到“兼听则明”的效果。在控辩审判方式发达的英美法系国家里,他们奉行直接原则和言辞辩论原则。直接原则乃指,法官以从对被告之讯问及证据调查中所得之结果、印象,才得作为其裁判之基础(刑诉法第261条);因此例如对证人之讯问,此原则上不得用朗读其昔往受命或受托法官讯问该证人之笔录以代替之(刑法第250条)[3];言辞辩论原则:判决的基础只有经言辞辩论者方可。所有发生在诉讼程序中的事项均需用言辞表达之,例如被告之讯问、证据之调查、言辞辩论、谘商、表决、及宣判;凡未经言辞说出者,均不得考量之,其应被视为未发生或是不存在[4]。与之相应的所有证据必须在法庭上展示,包括证人必须出席法庭,当着法官及控辩双方陈述证言,回答双方的质问,有必要时还可与被告等当面对质,把证据放在“显微镜”下检视给陪审团和法官看。一般而言,必须通过证人在证人席上的表现来判断证人的可信度,不能通过提出证据他有多么正直的品格或者他先前陈述与当前陈述相一致来增强其可信度[5]。以经过这样查实的证据作为判决的基础,每个理性人都会心悦诚服。 　　三、国际法及国外有关强制刑事证人出庭的法律规定 　　西方有句法彦:没有证人就没有正义。联合国大会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通过并于一九七六年三月生效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戊)中也规定:讯问或业已讯问对他不利的证人,并使对他有利的证人在与对他不利的证人相同的条件下出庭和受讯问。 　　为了保证证人能出庭,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主要国家都规定了强制证人出庭的制度。德国刑诉法规定“到场”是证人的义务之一,“基本上,凡属德国法院管辖的每个人,亦包括在德国境内居留的外国人,均有义务在接受法官合法传唤后,到场”[6]。日本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受到传唤的证人没有正当理由而不到场时,可以裁定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锾,并可以命令赔偿由于不到场所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