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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志深描到理论剖析 　　作为一个文化研究学习者，我拿到《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这本书的第一秒就开始诧异，这样一本从名字、CIP数据到内容梗概、推荐词处处宣示着其社会学、教育学学科范围的书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阅读之后，方知先前的宣传诚不欺我。这本研究社会再生产、青年教育的著作，贯穿始终的是文化逻辑。作者保罗·威利斯在“中文版前言”中解释：“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特定环境中创造意义的各种实践。”作者正是要关注某一群体的言谈举止，从中看到文化的生产，即表达和意义构建的过程，从这一动态实践探求表层之下人对自身生存状态的认知和社会再生产的形成。在这种文化逻辑的推动下，作者展开对反学校文化的研究。 　　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977年的英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西方叛逆青年制造的各种亚文化流行的时期，朋克、摇滚、嬉皮士无一不是年轻人对传统教育和主流文化的反叛，学界对制造麻烦的叛逆青年不再是一味指责和矫正的声音，大家开始关注其文化形态和背后的心理动因。保罗·威利斯对于这群在学校里捣乱、逃课、令人头疼的违规学生进行了民族志考察。 　　对“家伙们”的民族志深描 　　毫无疑问，阶级出身、地域环境、教育背景会对人们的认同观念、学习状态、就业选择产生影响。保罗·威利斯就是在这理所当然的逻辑中，打破机械的因果关系，偏偏要问这些因素是如何决定人们的就业选择和自我再生产的。工人阶级子弟如何继承父业的文化逻辑，支撑着作者的研究进展，同时也决定了其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起源于人类学的民族志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已经比较成熟，作者在书的第一部分“民族志”中采用深描和逐字引用的方法展现了反学校文化的文化形态以及家伙们的家庭背景、学校环境。从田野调查着手，保罗·威利斯与英国汉默镇男校的12个违规生（作者沿用他们的自称“家伙们”）一同上课，逃课，参加职业咨询，出入酒吧，共同体验了毕业前18个月到工作后半年的学习、生活，描绘出了反学校文化的模式：家伙们反抗权威，崇尚男性气概，寻找乐子和刺激，打零工并行窃，歧视女性和其他种族。 　　对这些文化元素的展示保罗·威利斯采用逐字引用。比如，威利斯引用家伙之一乔伊的话来说明反学校文化中自我认同的优越性：“我们经历了人生所有的痛快和烦恼，我们喝过酒，我们打过架，我们体验过挫折、性、憎恨和爱所有这些玩意儿，但是他对此一无所知。……他对我们经历的那些情绪一无所知，这一切让他慢慢等去吧。”（第20页）“逐字引用对提供一份可信的研究报告非常有用。引用可以让读者衡量工作的质量——民族志学者对田野中的本地人的想法有多了解——以及判定民族志学者是否应用了合适的资料来支持结论。因而，民族志学者必须选择那些符合描述情境及事件特征的原话。”（[美]大卫·费特曼：《民族志：步步深入》，龚建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威利斯的逐字引用使这一研究的科学性和可信性得到确证。 　　田野调查绝不是仅仅观览田野上的繁花群兽，它更在乎的是滋养这些生物的那片土地。这是民族志使然也是威利斯文化逻辑的必然。为把握反学校文化存在的土地，威利斯的调查不仅在家伙们中间，也在他们生活的周围。作者观察了家伙们的父亲，发现他们的车间文化和反学校文化有着神奇的相似；父母和家庭是反学校文化的一大支撑，家伙们在工人阶级家庭中得到熏陶，信仰男性至上和劳动分工；父母默许家伙们的行为，纵容他们的打架和偷窃，对他们的前途漠不关心。接着，威利斯把汉默镇的家伙们和重点文法学校的违规生对比，发现了家伙们的反学校文化与自己出身工人阶级家庭以及从中汲取的价值观、世界观息息相连，他们不相信文凭的价值；文法学校的违规生相信文凭和教育的重要性，容易被引导进入主流制度中去。学校的工人阶级氛围对文化的形成也至关重要，有了这种氛围才更可能产生文化认同，从而形成一种比较有势的文化。同时威利斯引用了校长、老师的原话，发现了主导价值观对反学校文化实行压制、分化实质上是在学校内维持社会上的等级关系和制度框架。另外，作者对本校的循规生、一所“更野”的学校的循规生、综合中学的违规生进行考察；在家伙们毕业以后对他们进行了跟踪访谈，以尽可能全面深入了解反学校文化。这种民族志的详尽使本书成为几十年来学界推崇的经典。 　　如果说以上深描更多的是用参与观察、小组讨论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展示反学校文化的群像，那么个人访谈表达的则是家伙作为独立个体的深层内心世界。也正是在这种访谈中作者看到了家伙们对于文化认同的需求，这正是反学校文化形成的一大因素。在个人访谈中，威利斯更多关注了关键角色。乔伊是家伙们的核心和领军者，斯潘克斯、斯派克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他们的观点和决定会影响这群家伙们的态度和行动，对他们的关注能够掌握更典型更深刻的反学校文化，所以作者多次引用与他们的个人访谈。正是在乔伊身上，威利斯了解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