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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铜器物组合浅述商周礼仪制度 　　【摘要】商、西周时期青铜器，无论是单一形制，还是组合器物，都反映了当时社会手工业技术的进步。依青铜器不同的性质与用途，可大致划分为食器、酒器、乐器、兵器、杂器等。商周作为青铜文明的鼎盛时期，其发达不仅体现在器物种类的增多及铸造工艺的成熟，而且还与社会等级制度的活跃密切相关。许多青铜器物便由普通的生活用品演化为礼仪制度的象征物，以“明贵贱、辨等级”的特殊功用，开始在商周的礼制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终形成了如同觚与爵，鼎与簋互为组合的规范定制。 　　【关键词】觚爵；鼎簋；礼仪制度；社会等级 　　一、爵、觚酒器组合 　　这两类器物，爵约出现于夏代晚期，在时间上略早于觚，是最早的青铜礼器。【1】事实上直至商朝后期的殷墟时代，爵、觚才开始由最初的饮酒器，转变为宗庙中的礼器，被广泛运用于宴飨、婚庆、葬礼、祭祀等传统节俗中。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陪葬酒器，多为一觚一爵的组合，由此可见二者关系之密切；在殷墟时代，觚、爵配套使用已成定制。 　　关于青铜酒器觚、爵等的礼仪用途，我们可以从古代文献典籍中找到相关的记载加以说明。《仪礼?特牲馈食礼》篇是专用于记载诸侯、卿大夫阶层的庙祭之礼，其内容多处涉及觚、觯、角、爵等酒器在主人邀请宾客，客人之间相互行礼，祭祀仪式举行等方面的使用法则。从内容来看，礼仪规定相当精细而且讲究，其中有一段指出：“篚在洗西，南顺，实二爵、二觚、四觯、一角、一散。” ①意思是在祭礼开始的前一天，相关人员须在篚中朝北而尾向南的方向依次盛放酒器，直至第二天祭礼开始前才向壶中注酒。由此可见青铜酒器当时已经开始在国家活动中作为权力与等级的象征物。其中，“二爵二觚”的记载或许可以说明，爵、觚作为青铜酒器，在祭礼中具有同等的地位。 　　从历年的考古发掘中可以证实，商代中晚期的青铜爵相对于商代早期，在器型方面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与发展，并且一直延续到西周早期。然而，觚的产生与制作在历经有商一代的演变后，在西周便开始走向衰落。马承源先生认为，觚、爵为成套的酒器，作为礼器时需要相配，而西周早期的一些酒器、食器等，从考古资料来看，被漆器、木器所替代。如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的漆、木酒器，便能够证明这一观点。 　　毋庸置疑的是，觚、爵作为典型的配套酒器，在殷墟时代至西周早期，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者作为礼仪制度的象征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即使到了近300年之后的东周时代，孔子作为三代礼乐制度的坚定维护者，面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局面，也曾发出：“觚不觚，觚哉！觚哉！” ②的慨叹。借“觚”作为一种酒器，应当在适当的场合得到合理使用，揭露当日社会名实不符，不君不臣的动乱，言语之中虽然透露着圣人强烈的政治隐忧，却也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觚作为酒器，同时又作为礼器，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礼乐文明下曾体现的重要功能。 　　事实上，孔子在日后提到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③的观点中指出，那些流于形式的“玉帛”等象征物虽然不是礼的真正内涵，而他心目中所向往的那种等级鲜明，秩序井然的社会，才是真正有伦理，有道德的社会。但是，孔子接着解释道，虽然象征性物品不能代表礼乐文明的全部精神，但是如果连象征都没有的社会，所谓的“礼”将彻底不复存在。在西周礼制尚存至东周礼仪毁坏的这一时期，以觚爵为中心的礼器体系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则是以鼎簋为主的食器组合。 　　二、鼎簋食器组合 　　李学勤先生认为，中国青铜器有两个艺术成就的高峰，第一个是在商代后期（公元前13世纪―公元前11世纪），而第二个高峰则是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这两个时代产生大量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值得品赏与赞叹。【2】 　　西周时期作为上述两个阶段的过渡点，在青铜器制作方面依然卓有成效，甚至曾经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另外，周公的制礼作乐，其基本精神也与青铜礼器的使用密切相关，如果说之前的酒器组合爵觚作为礼仪的象征，显示了一定的等级差异，那么在西周时期以鼎簋为代表的食器文化则是将这一差异运用到了极致。 　　众所周知，西周推行“宗法制”，确立了以嫡庶、亲疏明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且在此基础上，于统治阶级上层形成了天子、诸侯、士的层层分封的制度，与普通民众建立起截然不同的等级划分。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制度规范，有效确保了社会因争权夺利而造成的激烈动荡，维持了合理运行的秩序。 　　依周代礼仪制度的规定，各级贵族宴饮，需要依其身份高低，享用相应的规格，据《春秋公羊传》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卿大夫用“七鼎六簋”，诸侯用“五鼎四簋”，士为“三鼎二簋”。马承源先生在《中国青铜器》中指出，商周时代，簋是重要的礼器，而到了西周时期，在祭祀与宴飨时以偶数组合同以奇数组合的列鼎配合使用，即形成所谓的“列鼎制度”。现将这两种鼎、簋这两种青铜食器及其背后的礼仪、饮食制度作一简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