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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绩效评估标准及我国政府扶贫开发制度绩效剖析 　　摘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理论与新制度主义有关制度绩效评估的标准，政府扶贫开发制度的内在绩效包括责任性、协调性和适应性，外在绩效则包括经济效率、配置公平和人的全面发展。当前中国政府扶贫开发制度内在绩效偏低，外部绩效良好，但需进一步改进。 　　关键词：扶贫开发；制度绩效；内在绩效；外在绩效 　　中图分类号：D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9)02―0025―05 　　 　　一、制度绩效分析的两种框架 　　 　　制度绩效是制度的现实表现，是制度产生以及变迁基本价值的一种外在反映。制度的绩效首先是由制度目标与制度目标实现中所发挥的功能来决定的。任何一项制度都具有某种功能，制度的这种功能是制度产生的社会性根源。由于对制度的产生、变迁存在着两种体系，所以关于制度绩效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判断标准，即马克思主义关于制度绩效的阐释与新制度主义制度绩效的评估标准。 　　 　　(一)马克思主义对制度绩效的阐释 　　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中对制度优劣的评判，以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为标准，即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以制度安排对人存在意义为标准的判别方法，这种价值评判更侧重于公平而不是效率”。当然，马克思并不是否认效率的存在，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率的论述证明了他对效率问题的关注，他只是强调从人的发展来看，制度的效率要服从于公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效率和公正这两个基本标准之上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有其进步的一面，但也是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政治制度，不仅是因为这种政治制度最终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效率的提高，也因为这种制度在根本利益分配上极不公正，并由此带来政治上的不平等以及对个性的抑制，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因此，除了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外，马克思还坚持以效率和公正的统一作为评价政治制度的标准。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制度绩效分析的一般理论，他首先提出生产力标准并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承认了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基本出发点。这样，邓小平通过提出生产力标准，把人的需要问题与制度的价值原则紧密地结合起来，正确地处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效率与公平之间的辩证关系。关于如何衡量制度，邓小平提出了三条标准，即“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分别阐述了生产力标准、综合国力标准、人民幸福标准，而人民幸福标准又是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初对制度价值的评价标准，以及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中有关判断制度优劣的标准看，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方法中，对制度绩效评价的标准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在最基础层次上以效率为标准，在第二个层次上以公平为标准，最后也是最高层次上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标准。 　　最基础的层次是以物的发展程度为标志的效率标准。制度好不好，最基础、也最简单的标准是看它对生产力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作用，看它能否发挥出特定社会所蕴藏的生产力的潜力，看它能不能保障社会持续、健康、高效的发展。为此，马克思对劳动效率展开分析，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重要观点。没有效率，没有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在一个贫穷国家是建立不起来的，在这样的社会里公平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能否提高效率，能否推进生产力的发展，是判定制度优劣的首要标准。 　　第二个层次的标准是在社会效率的基础上实现公平。公平之所以是制度评价的重要标准，不仅仅是因为它最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还因为公平是实现社会总体有效的条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有效率的，因为它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然而，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好制度，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是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制度，它无法实现社会平等。邓小平把制度评价的标准建立在社会公平上，他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没有公平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公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基本建构原则和价值理念。从中国当前的情况看，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前提下，应把公平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 　　第三个层次的标准即制度评价的终极标准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始终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也是判断一项制度价值的最高标准。邓小平也始终将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做奋斗目标，目的是站在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高度上，去安排、改革、创新和完善我们的各项制度。 　　 　　(二)新制度主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