诫信法律规制完善——以我国劳动法律实施绩效提高为视角.docVIP

诫信法律规制的完善——以我国劳动法律实施绩效的提高为视角-法律 诫信法律规制的完善——以我国劳动法律实施绩效的提高为视角 李敏华1，仲伟良2 （1．哈尔滨师范大学法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25；2．黑龙江仲伟良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摘 要：法律规制的“日臻完美”并没有使法治水平随之提高，而这不能不是诚信法律规制的不尽人意所致。弱势不是倾斜弱者的根据，更不是给予弱者——劳动者不诚信自由的理由，劳动法律关系主体在诚信上的差异并不是权利、义务上的，充其量只是责任上的、主客观诚信上的不同。诚信既是对不当劳动契约自由的限制，又是对得当劳动契约自由的保障，劳动法律规制得当及其有效实施不得不涉及自由与诚信关系的处理。诚信之帝王之位并不具有私法专属性，劳动法治更需要它。此外，为确保法律实施绩效，尚需提高诚信植入劳动法律的技术水平、尚需将诚信作为用人评价指标并使之法律化。 关键词 ：诚信法律规制；劳动法律实施；劳动契约自由；用人评价；私法 中图分类号：DF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5） 05 -0072-12 收稿日期：2014-12 -22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 2015年4月8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劳动契约自由规制及其实施研究》（ 13FFX02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敏华（1968-），女，黑龙江五大连池人，法学博士，哈尔滨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法、社会法；仲伟良（1964-）男，黑龙江北安人，黑龙江仲伟良律师事务所主任。 法治在于制定良好的法律及其实施高效。。立法虽不是社会变革的首要推动力，通过“法令”来改变社会虽是一种迷信，但它却是作为社会治理模式的法治的终结体现——法律实施高效——的推动力。我国的法治难题已由法律缺位或不足转向法律实施低效、无效，其危害绝不亚于无法可依，以致超越了它。历经了依赖于道德的德治、人治之弊害之后，依赖于法律的法治就被寄予极高的期望，可现今的法律实施状况却让人们又陷入了法律信任危机，人们对社会治理由失望到几近绝望，人们在这种情绪中沉沦、堕落着，道德、法律之下的德治、法治均成了奢望，没有边界的、肆意的人之治正肆虐着我们的社会，如不加拯救，社会终将被吞噬。如何拯救，就是一个如何将道德、法律中庸地结合的找寻过程，那种“要么……要么……”的治理模式已历经历史与现实的证伪，由此，我们必须正视的是，道德与法律都是社会必不可少的治理器具，它们并不能各自独立地完成社会治理的使命，这在貌似人力无所不能但却难以驾驭的现代社会，“法治”的不适当对待，使道德步入了社会的边缘，道德正逐渐地从社会中析出，结果是，因应人之奴性的法律，却因激发、保有人之自觉性的道德的缺失而步入失灵的边缘，这是因为，法律的纯粹的外部压迫终究会激起人之对抗性，即破坏、规避法律，打破压迫与对抗这一僵局的路径就是在人之内心或日精神世界上消解“对抗性”，诚信等道德回归社会、回归法律即是消解药剂。由于劳动法律关系所涉主体的社会广泛性，使劳动法律中诚信规制完善的意义不止于劳动关系中，而将惠及于整个社会关系之中，因此，本文拟以劳动法律实施绩效提高为视角，从倾斜保护的本质、自由与诚信的关系、私法性的兼顾、立法技术、用人评价等方面，探讨诚信法律规制的完善。 一、对“倾斜”的正确认识 弱势不是倾斜诚信的根据。纯粹依凭主体之自由意志与自由能力而发生的“自然”劳动契约关系，使自由能力处于弱势的一方——劳动者——奋起反抗，不因其他，只因劳动者所给付给资方的劳动并未获得来自资方的公正的对价，这种因不公正而发生的对立使劳资之间客观上互依互赖的关系非正常化，第三者——国家——为劳资所共生的“社会”有序运行，不得不以社会为目标而平衡劳资关系，社会法就是国家实现这一目标的器具。社会法的“社会”并非意指凭空地、理所当然地对弱者的倾斜照顾，而是为了强者与弱者和谐地共生于社会之中，使二者都要尽其所能地为他们生存的社会贡献，即弱者所获得的照顾是因为他对社会的有益之处，是为填平不公正之沟壑，“弱势”不是其获得他人照顾的唯一根据①，弱势不是弱者不诚信的理由，更不是给予弱者不诚信自由的理由。 诚信等道德品性作为劳动法律倾斜的对象，即是为劳动法律实施挖掘了陷阱。我国因没有西方国家那样的行之有效的工会组织、集体协商等可使劳资双方自由、平等较量的对等性保障制度，所以，通过劳资关系的具体制度以加大对劳方的倾斜来平衡劳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我们知道，法律倾斜本是为矫正或预防那不当的“自然倾斜”，所以，那种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