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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兼业阶段性分化剖析 　　摘要：当前农户兼业的阶段性分化其本质是农户之间兼业进程的不统一，进而导致了严重的农村社会分化问题。本文利用江苏省苏北地区农户调研数据分析了当前农户兼业阶段性分化的现状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利用似不相关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兼业阶段性分化的原因，得出了阻碍农户兼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结果显示，家庭人力资本稀缺是农户实现兼业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农户无法进行非农工作主要是受到家庭人口规模小、老龄化严重的限制，这一部分农户家庭生活水平低，面临严重的“贫困陷阱”。政府直接干预土地流转使部分农户被动退出了农业生产，形式上实现了农户兼业进程的统一，但损害了农户的土地权益，造成农村土地产权不稳定，降低了农户自发性退农倾向，妨碍了土地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实质上对农户兼业进程起到了阻碍作用。此外，由于土地承包经营证书对承包经营权权能、地块四至等信息界定不清晰，对农户兼业进程的发展没有刺激作用。综合以上结论可知，土地产权以及农户家庭人力资本是导致当前农户阶段性分化的主要原因。政府不应对农村土地市场进行直接干预，而应通过完善农村社保体系、扶持农户非农就业、加快新一轮土地确权发证工作以促进土地市场与农户兼业进程的发展，在市场机制为主、政府调控为辅的环境下合理实现土地的集中与农业规模经营。 　　关键词：农户兼业；阶段性分化；家庭人力资本；政府干预；土地流转 　　中图分类号 F3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02-0102-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2-013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以及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农业的主导地位逐渐削弱，非农就业机会增加，2009年我国农户的非农就业比率已达44.78%，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40%，这种亦工亦农的农户兼业生产形势不仅在中国较为普遍，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历史经验也印证了农户兼业的必然趋势，其本质为家庭成员个体层面上的专业化以及家庭整体专业多样化的统一[1]。由于小农经济的高度自给性以及经营土地的细碎化，农业商品经济难以得到发展、农业技术与农机推广缓慢，可见小农兼业经营不是农户生产的最终目标模式[2]。韩俊将农户兼业进程分为了三个阶段：农户初级兼业阶段、兼业农户分化以及专业农户发展阶段、大规模农业经营基础上的农户兼业化阶段[2]。这说明了农户兼业进程以精耕细作的小农为起点，需要经历漫长的农户兼业以及分化过程，最终实现农业的规模化与多数小农的非农化。 　　当前城乡二元结构开始松动，农户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壁垒不断消除，土地与劳动力的市场化促进了农地流转以及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农户的兼业进程。但在农户兼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社会问题，由于农户之间技术水平、市场参与程度以及其他因素的差异导致了农户之间兼业发展进程的不一致，不同农户的收入结构与劳动力分配结构产生差异并通过自我积累的循环最终导致农村社会的分化。[3] 　　这种由于农户内部兼业水平的差异导致农户个体之间兼业进程不统一，带来的农户个体之间生活、生产水平上的分化现象即为农户兼业的阶段性分化。 　　为了通过市场机制引导兼业农户退出农业推动农户兼业进程，促进土地流转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政府在2002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中规定农户享有土地流转的权利，江苏省也在2015年建立了覆盖全省的乡镇、县（市）和省三级联网的土地流转交易平台，以促进土地流转。而农户流转土地、退出农业生产的内在需求源自于高质量的非农就业、收入以及成熟的土地市场[4]，因此推动农户非农就业与土地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政府应当通过间接干预的形式促进农户非农就业，引导其流转土地退出农业生产[5]，但目前政府与村集体的行政力量对土地流转有着显著的影响，存在农民被动流转土地的现象[6]。尤其在欠发达地区，政府的直接干预现象更为严重，对土地流转作用也更加明显[7]。这种对土地流转的直接行政干预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首先，为了强势推进土地流转，政府通过行政干预主导进行农村土地整治，其成本较高，对政府财政与土地市场的支付能力产生较大压力，不具备可持续性[8]；其次，农户土地产权的稳定性受到威胁，农户自发性退农倾向降低。Brandt等指出在土地产权不稳定的情况下，进行农业生产会降低被政府调整土地的可能性[9]；再次，农户不愿意退出农业，没有人愿意租出土地，农村土地市场缺少土地供给难以运行，限制了土地市场的发展；最后，市场机制下小农不具备直接退出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但由于受到政府干预，部分纯农户被收走了土地退出了农业生产，微薄的土地租金难以维持生计。 　　本文主要对农户兼业阶段性分化及其形成机理进行讨论，揭示现阶段农户兼业进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以及出现这种农户分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