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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解除异议问题浅述 　　【摘 要】合同解除异议制度设计，对于尽早确定合同关系，保证交易的安全和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拟从学理走向实例，从对一则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入手，探讨有关合同解除异议权的立法现状以及司法适用等问题。 　　【关键词】异议权；合同解除；合同法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了一则关于深圳富山宝实业有限公司与深圳市福星股份合作公司、深圳市宝安区福永物业发展总公司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的案例[1]（以下简称“案例”）。案例涉及有关合同的根本性违约、合同效力以及合同解除等问题的分析，在公报的判决摘要中，最高人民法院将其作为有关合同解除的异议制度司法解释的适用典型案例进行选登。合同解除及异议制度，对于尽早确定合同关系，保证交易的安全和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实践中在这相关方面的争议也比较多。国内学界关于合同解除异议权制度研究，主要在学理层面集中对解除权与异议权的性质、异议期间的设置与性质等进行分析研究。本文拟从该案例着手，结合学界有关合同解除异议权的理论和学术分析，以实证的角度，对合同解除异议权的立法现状以及司法适用问题进行分析，并试图提出有关解决司法适用问题的相关观点。 　　一、案情简介 　　深圳市福星股份合作公司（下称“福星公司”）为一村集体企业，拥有一幅面积为4万多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1992年12月14日，福星公司与深圳市富山宝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富山宝公司”）就该幅土地签订《合作投资兴建三星花园合同书》，并约定由福星公司提供土地、富山宝公司提供资金进行合作开发。因两者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1993年7月28日，福星公司、富山宝公司与具备资质的深圳市宝安区福永物业发展总公司（下称“福永公司”）签订《合作开发三星别墅合同书》，约定以福永公司的名义共同开发涉案项目，福永公司从房产销售总额中提取6%作为经营管理费。其后，由于富山宝公司没有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导致项目停工烂尾，并产生一系列纠纷和诉讼。福星公司以富山宝公司根本违约为由，向富山宝公司提出解除合同。2004年12月25日，富山宝公司负责人许某签收了福星公司发出的落款日期为2004年4月25日的解除合同通知书。2005年8月8日，福星公司与第三人另行签订合同，并约定将涉案土地置换到第三人名下进行独立开发。后富山宝公司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与福星公司签订的《合作投资三星花园合同书》及《补充协议》有效，性质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合同，并要求判令继续履行前述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福星公司已完成了其在合作开发合同约定应履行的主要义务，而富山宝公司未履行约定的出资义务及开发建设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因此根据《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福星公司有权解除合同；福星公司于2004年4月25日向富山宝公司发出《律师函》，通知解除双方的合作开发合同，富山宝公司于2004年12月25日签收后至本案诉讼前也从未提出异议，根据《合同法》第96条规定，解除合同的通知于到达时生效，因此驳回富山宝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判决后，富山宝公司认为，《律师函》上签署的日期与实际送达该公司的时间前后相差太久，通知行为在法律上应为无效；对于解除合同这种重大并将产生重要法律后果的行为只能是明示，一审判决将未表示异议解释为同意，是对合同法的歪曲。其后，富山宝公司以此等理由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合同解除的确定是以享有解除权一方的相关文书送达到向对方之时作为开始发生法律效力的依据，送达时间的拖延只能产生合同解除的起始时间相应后延的后果，而不能导致相关文书送达后不发生法律效力；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富山宝公司收到解除函件后，并未在规定时间内行使异议权，据此应当认定《合作投资兴建三星花园合同书》已经在解除函到达时产生解除的效力，因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有关合同解除异议的问题分析 　　合同解除异议问题的实质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的问题。合同解除权，其性质学说通说为形成权。而合同解除异议权，其性质则有请求权、撤销权、诉权[2]等观点。关于合同解除异议权的性质，请求权说为通说，最高人民法院《合同法解释（二）》起草说明时，也是持该观点。《合同法》第96条第1款 确立了我国合同解除异议制度，也带来了本文要进行论述的以下两个问题： 　　（一）解除权人对要求解除合同或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是否具有诉权 　　该问题主要有“否定说”和“肯定说”两种观点。 　　持“否定说”的学者主要根据对《合同法》第96条第1款文义进行反向解释的方法，认为解除权人对要求解除合同或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不具有诉权[3]。其具体理由有三方面：第一，《合同法》只规定了解除权人可以通知的方式解除合同，那么按照法律的反向解释方法， 合同解除不得由裁判机关进行；第二，《合同法》规定，如果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