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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西部资源型城市结构转型浅述 　　【摘 要】 本文分析论证了西部资源型地区、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最主要和最为符合工业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战略选择。首先，论述了西部由“资源加工业”阶段向工业化更高阶段的“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其次，论述了产业转型与产业城市布局调整的客观基础；第三，提出西部地区或城市工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建议：实施“机械电子制造业本地化” 和“高技术产业本地化”战略；实施“规模引进战略”；优化投资环境，变“生存洼地”为“资本洼地”；实施“产业链与组团整体引进”战略。 　　【关键词】 西部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 　　当今世界，一场以“资（能）源科技-产业革命”为中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随着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新资源经济”快速崛起，这一新经济形态成为结构调整、资源配置、产业成本、利益分配的巨大调节器，开始改变一度被拉大的东西部城市化、工业化、装备制造业与资源加工业之间的差距；推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走向工业化高技术阶段的产业转型升级和中国重化工装备制造工业资本与重心战略西移，同时使西部资源地区资源优势转化为新的“工业资本洼地”推动西部经济步入快车道，成为进入新世纪以来全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甚至被国内外战略研究认为：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中国西北地区将成为未来中亚地区的“火车头”。 　　在此宏观大势下，一系列新资源城市如雨后春笋，快速成长，以令人炫目的GDP业绩和新城市建设，改变着国人对苍凉西部的传统认识。 　　但是，随着资源工业在这些新城市产业体系中中心地位的确立，工业内部结构畸形不均衡不协调发展的问题愈益严重：一业独大，百业不兴；惟利是图，滥开滥采；只顾今日业绩，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等，不一而足，开始引起广泛的关注。与此同时，一些老资源工业城市缺资本，缺人才，缺技术，缺项目，缺市场，产业发展方向不明，结构调整乏力，转型举步维艰等，同样引起人们的思考。 　　这一系列现象均与“西部资源型城市应走怎样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有关。带此问题，近年来，笔者相续考察了榆林、延安、靖边、鄂尔多斯、石嘴山、二连浩特等新老资源型或资源型口岸型城市。现就此问题略陈己见。 　　一、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对“道路”问题的解析，首先从制约西部的“高额物流成本”说起。 　　以西部最为边远的乌鲁木齐为例。在对乌市商贸物流调研和价值分析过程中，看到一组颇感惊异的数字反映的跨地区长距离“高额物流成本”现象。即为跨地区长距离从东部遥远的工业发达地区运输城乡工业与生活必需品所支付的巨额物流费用。经初步测算―― 　　2008年乌鲁木齐完成货物运输总量10891万吨，按近似计算，东部运入占到60%，平均运距设定为3000公里。铁路运输每吨公里按0.15元， 汽运0.6元运输费用，则： 　　铁运： 0.15元×2199×60%×3000= 59.37 亿 　　汽运： 0.6元×8687×60%×3000= 938.2亿 　　总计： 997.57 亿元 　　就全疆而言，则数倍于这一数字。 　　如按乌鲁木齐的998亿计算，就是说，每年每位乌鲁木齐居民要为此支3.31万元；这一数字是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1.23万元）的2.7倍。 　　每年将上千亿元交了运费，60年将6万亿交给了铁路、公路，等于再建3-4个新疆。（1950年-2008年，全疆社会固定资产累计投资14990.57亿），如果这6万亿直接用于新疆乌市现代化建设和生活的提高，新疆乌市的现代化水平将可肩比于上海、北京。如将自西向东遥远距离的运输成本考虑进去，则数额与损耗更加巨大。 　　据此，可以说，“高额物流成本”大大削弱了西部地区现代化、工业化的资本动力，成为长期以来制约西部现代化的“高额物流成本壁垒”。 　　这种 “高额物流成本”问题值得高度重视。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由于长期以来，西部资源大区与城市未能建立起现代制造业基地、现代工业品供给地，尤其是未能建立主要承担城市生活建设必需的消费品和投资品生产的“机械电子制造业”体系。从宏观战略角度分析，可以说是由国家产业大布局不合理导致的“布局负效益”。 　　不容否认，近年来，西部地区新确定了“依托自身优势，东资西移、东西对接，推动地区产业优化升级”的战略，类似神华、中石油、中石化、宝钢、首钢等一大批大型煤电煤化工、石化企业集团挺进西部；诸如江苏华芳、浙江雄峰和山东鲁泰等国内大型企业集团相继在西部地区建设工业园区，对振兴西部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然而，作为中国能源大区，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的工业基本属于“资源加工主导型”结构。近期大批大企业集团的引进，主要加强的依旧是资源采掘与资源加工业。仍以新疆为例据统计，2008年，新疆工业增加值为1790.7亿，其中，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