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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影视作品中的中国文化特色词汇翻译 ［论文关键词］影视；文化特色；音译；意识形态；文 化安全 ［论文 ］影视作品中出现的中国文化特有用语的翻 译，对于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真正内涵，达到跨文化交流 的目的，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翻译此类词汇，应 关注这些特有词汇的异质性和西方人的可接受性。意识形 态对译名具有操纵性。应当从意识形态和战略高度认识影 视作品的翻译，关注国家文化安全。 影视作品中经常会出现许多“龙”之类与中国文化有 关的专属用语，对于其译名在学界仍存有争论。西方所说 的“龙”（d ragon），代表邪恶。中国龙是祥瑞的化身，应 译为“LOON G。本文仅从翻译和意识形态方面透视此类文 化现象。 一、翻译的异质性与可接受性 翻译中的“零翻译”现象由来己久，音译专有名词属 此类范畴。“零翻译”就是译者不用译语中现成的词语译出 源语中的词语，从深层次看，它包含了源语所有的含义， 是最精确的翻译，主要表现在音译和移译上。（邱翅如，X X;26）例如，电影《花样年华》中“旗袍”就被音译为 “Qip ao，中国的“关系”有含义相当复杂的人文背景，也用汉语拼音的方式译为“guan xi;龙由于在异质文化中的“缺项” “空白”或“零对应”，被“异化”为“LOON G。文化的不可译是有条件的、变化的、动态的。我们有理由预言，“异化”法成就了文化层面上的相对可译性(relativet rans-latab ility),它将随着多元文化的整合逐渐缩小，借助于解释性翻译，甚至有完全可译的一天，而这一过程则是最大限度地复制并传递源语文化模因(meme)。孙致礼(XX)指出，当今中国影视翻译的走向已明显偏向以重视差异性为导向的“异化”法，而这种“异化”法对于文化的交流是有益的。对“和而不同”的异质文化的向往已成为一种世界话语，西方译界就有“延异”之说。(廖七一，20 00)勒菲弗尔和韦努蒂都疾呼关注文化的多样 性和异质性;韦努蒂更把奈达的归化策略视为“对外国文本 的文化侵吞”，是“不道德的”，提出“阻抗式”( resistancy )翻译策略，拒斥英美民族中心主义的改写，颠 覆和解构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其目的就是把观众从 认知定势和偏见中解救出来，促进其尊重“他者”的文化 价值观念和审美移情。因而注重“异”的移植，不能简单 地理解为“求异”或“趋同”，而应保留、彰显源语文本语 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即“存异”。Dm gon与我们头脑中龙 的概念之间存在的出人并不是惟一一个在异族语言里词难 达意的现象，这不仅是语言本身的问题。一个有着丰富文 化蕴涵的字在异族语言里找到绝对对应的词汇，决非易事。 两种文化背景大相径庭，不可避免会出现词义空缺和文化 缺省（cultur aide-fault s）。当然，在出现词义空缺和文 化冲突时，如果不了解语言文化编码和隐藏在文化深层的 价值取向，随意归化，庐时还会造成语用失误。比如，杨 宪益采用异化法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中的“天”译 为Heaven;霍克斯采用归化法译为“G od。在原文的语境 中，刘姥姥信的神是佛（Buddha），而不是上帝。杨译没有 把刘姥姥念叨的“阿弥陀佛”转化成霍译的“他文化”中 的 “Than ktheLordfo rthatl” 或 “G odblessyou 〃，而是 仿借了梵语“am-itabha”的音译“AmidaB uddha〃，笔者以 为，采用香港的译本中的译法一〃0 — Mi — To — Fu”或 “em ituofu”较妥。有意思的是，两人都有强烈的母文化 意识，意识到了 “红”在中西文化中语用意义上的差别和 不同的观众反应，对贯穿电视剧《红楼梦》的主色调“红’: 的处理手法上出现了分化:鉴于“红”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曹 雪芹的特殊用意（喻指“女人” “红颜”），杨译将其忠实地 译为“red,红色在中国所负载的象征意义和政治色彩比 西方要强烈得多，是革命的象征，如“红军”“红旗”。霍 深知西方人的概念里，red”是社会主义代名词，有贬损 低毁之意。西方人很容易把汉语和俄语中象征褒义的“革 命”的红色和代表恐怖、暴力、流血的红色混为一谈，产 生负面联想。因此，巧妙地将其置换为不会引起西方观众 不快联想的green，达成了主体间性的交流。令人遗憾的 dCauldrorz ）中的这个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鼎”被译者归 化为“cauldr on〃而不是音译为“ding〃o（陈刚，XX;44）不 难看出，采用变通手法，做出种种妥协，迎合了目的语观 众，但这种方法明显的不足就是遮蔽了来自异域文化“中 国的洋味”，造成了源语文化深层结构传递上的偏差、缺损 不利于译人语观众接触和体验异域文化特色。因此，文化 意象的传递和翻译不只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更是异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