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艺术符号表意特征剖析.docVIP

城市公共艺术符号表意特征剖析 　　公共艺术的概念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形成。彼时，伴随着美国城市化进程加快，趋向多元化、平民化、大众化发展的后现代主义艺术进入公共领域、介入公民文化，甚至成为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公共艺术在我国的出现常以1979年首都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为标志。这件引起争议的作品被外媒视作“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国内的理论界却是在90年代中晚期才就公共艺术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此后对于“公共艺术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就有了数种不同方向、不同侧重的回答。产生差异化解释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进程所造成的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公民社会建设程度不一致、民主意识发展不一致。城市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人们对公共艺术的理解就会较多的偏向于从社会民主化进程和公民空间权利的角度来看待和阐释。而且当代艺术的一大特点就是不停的突破限制、打破常规，一切固定化的定义都是危险的。公共艺术作为一类艺术符号形式，其所指本身即可被无限衍义、边界本就是模糊不清的。 　　符号被定义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是一个符号可以被解释的潜力，解释就是意义的实现。艺术品是一种人工生产的“纯符号”，艺术符号之所以能与别的符号区分开来，就在于其不仅具有使用性和实用表意功能，还拥有艺术表意功能。符号表意过程的不同侧重会形成不同的公共艺术形式。狭义的看来，我们解释公共艺术的符号意义，就是要说明其艺术表意部分。当然符号本身对意义并不是完全被动，任接收者随意理解。符号所携带的各种标记，会推动接收者往某些特定的方向解释。皮尔斯从其三分法出发，指出了符号不同品质推动多种解释的可能，却没有说明符号文本与解释项的关联方式。而在1958年，著名语言学家、符号学家雅克布森提出的了符指过程六因素分析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一个符号文本同时包括：发送者（addresser）、接收者（addressee）、对象（context）、文本（message）、媒介（contact）、符码（code）六个因素，符号文本不是中性的、平衡的，当文本让其中的一个因素成为主导时，就会导向某种相应的特殊意义解释。符号表意过程中，对其中某些因素的不同侧重，会带来接收者对符号文本的不同解释。在公共艺术领域，即造就了公共空间中给公众带来迥然感受的诸多艺术形式。 　　当符号表意过程侧重于发送者时，符号文本就出现了较强的情绪性（emotive），这种表现功能不一定依靠文本中的感叹，实际上在文本各个层次上都会表现出情绪功能，伴随文本也会推进某种解释。早期的公共艺术多会出现这样的作品，即艺术家在公共场所创作出表达情感、具有纪念碑性的艺术作品或代表城市风格的公共设施，它们具有传播时代精神、美化环境、优化公共视觉空间、提升城市文化气息的作用。目前中国的大部分城市中心，基本上都会有这样一座广场，如成都市的天府广场。这座成都的地标性景观于1997年在原成都皇城旧址上扩建，占地88368平方米。开放结构和广阔视野展现了这座城市宽广博大的特性；太极格局、太阳神鸟雕塑和12根图腾柱营造出成都自金沙文化以来的深沉历史感；“乡”字形水景、葱郁树林和玻璃雨棚覆盖的下沉广场，赋予其东西融合的强烈现代感。与各种社区广场相比，天府广场不仅在面积上远超前者，且空间流动感更强，亦作为市中心交通枢纽承担一部分人群疏散功能。广场未设置过多休息区，游人一般以步行方式在20-30分钟内参观完整个广场并离开。整个广场作为一个体量巨大的文本，具有神性隐喻的太极图形、神鸟雕塑、图腾柱等符号构成了类似古代祭坛的结构，创作者由此向公众传达了某种由政府主导的崇高性情感，广场对面的汉白玉伟人像作为链文本更加强了这种情绪。当然，由于面向成都市商业中心，天府广场的政治意味已被大大消解，保持了作为公共领域的弱意识形态化，对城市开放特色和历史文脉的自豪感慨成为情绪的主要表达。 　　当符号表意侧重于媒介时，会使符号出现较强的“交际性”（phatic）。这种符号在日常对话中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保持交流的畅通，运用在公共艺术语言中却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因为在表意过程中，媒介不仅是符号过程的传送环节，而且直接影响符号文本的意义解读，甚至成为符号表意的最重要部分。比较研究锦里、宽窄巷子、春熙路三处的公共艺术形式可清楚的看到媒介在符号表意中的作用。这三条成都市著名的商业街，均以众多公共艺术项目渲染出与众不同的商业氛围。锦里位于武侯祠畔，以仿古建筑、画像砖墙等打造三国历史气息；相比之下，春熙路与宽窄巷子更具对比性，两处的公共艺术分别追溯民国时期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成都”市民生活场景。春熙路公共艺术景观为01年改造后添置，多以人物雕塑和地面浮雕形式表现，如今看来媒介形式略显单薄，与四周现代化商城、酒店构筑出的商业图景亦难以达成一致，公众作为旁观者，所能感受的“民国风”表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