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孝女曹娥原为“巫女”考论.docVIP

东汉孝女曹娥原为“巫女”考论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曹娥是一名孝女，而不知道她还有另一种身份――“巫女”。东汉上虞县长度尚以“神道设教”，因势利导，将中原儒家伦常观念植入曹娥故事，成功地把一个巫女塑造成为一个孝女。孝女曹娥的故事，是汉代以降占据主流文化地位的儒家伦常观念与正处于地域文化转型中的会稽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 　　关键词 东汉 孝女 曹娥 巫女 会稽 　　作者李小红，史学博士，宁波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宁波 315211) 　　 　　曹娥是东汉会稽郡上虞县一位孝女，其孝行最早见于东晋虞预的《会稽典录》，后被南宋刘宋人范晔载入《后汉书》。从此以后，在地方政府和一些文人学士的倡导和宣染下，曹娥的名声越来越大，被后人视为中国古代孝女的典范。其实，在中国古代诸多孝义故事中，曹娥的事迹十分简单，据《后汉书?列女传》“曹娥”条载： 　　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涛婆娑[迎]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为立碑焉。 　　寥寥百余字，并无很复杂的情节。因此，后人津津乐道的不是故事的主角曹娥，而是《曹娥碑》①，以致迄今尚未有论者就曹娥其人其事予以专文讨论。殊不知，在孝女曹娥故事的表象背后，隐藏着一个缘于人为和时间流逝而被日渐弱化乃至完全消弭的信息――曹娥的身份问题。本文根据有关文献记载，考证曹娥身份之秘，提出曹娥原为巫女的观点，并揭示其从巫女到孝女嬗变的成因，冀以廓清人们对孝女曹娥故事的片面认识。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曹娥原为巫女 　　自从范晔《后汉书》记载以来，人们只知道曹娥是一位“孝女”，而不知她还有另一种身份――“巫女”。之所以有如此立论，乃基于如下三方面的分析： 　　首先，曹娥的父亲曹盱是一名巫者。 　　曹娥本传所谓“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涛婆娑[迎]神，溺死”这段话，不仅明确提到曹盱为“巫祝”，而且说他“能弦歌”、“婆娑[迎]神”。考之于古史，“巫祝”与巫觋、巫师一样，都是中国古人对巫者的称谓。“婆娑”意为盘旋，跳舞的样子。《诗经?陈风?东门之》载：“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毛传云：“婆娑，舞也。”在中国古代，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巫者视鬼通神的活动往往与歌舞相连，如《后汉书》谓，琅邪人樊崇从莒县起兵，号称赤眉军，“军中常有齐巫鼓舞祠城中城阳景王，以求福助”②。故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巫，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觋，能齐肃事神明者。在男曰觋，在女曰巫。”③据此，可以确定曹盱乃是一名善于以歌舞通神的的巫者。 　　参与乃至主持地方祭祀活动，是中国古代巫觋的重要职事之一。法国学者薛爱华曾谈到，在中国上古时期，主持祭祀活动原本是巫者的职事，降至后世，逐渐被世俗的君王以及君王在各地的代理人官吏所取代，即便仍由巫者主持祭奠，不过是代君王和官吏行事而已。④如西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黄河泛滥，东郡太守王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马，祀水神河伯，尊亲执圭璧，使巫策祝，请以身填金堤”⑤。在这场祭祀活动中，主持人是太守王尊，但与鬼神进行沟通(“策祝”是以语言为沟通的工具)的则是巫者。南宋学者王应麟考曰：“《曹娥碑》云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以五月时迎伍君。《传》云迎婆娑神，误也。”⑥伍君，即春秋末年吴国名臣伍子胥，他尽忠于吴，后被吴王夫差所杀，抛尸于江。民间传说伍子胥死于五月五日，化身为“涛神”，故吴越一带每年五月五有迎涛神之俗。⑦至此，曹娥故事的起因基本清楚了，在汉安二年(143年)五月五日，上虞县举行迎“涛神”伍子胥的祭祀活动，曹盱以沟通鬼神的巫者身份，参与祭祀活动并因此罹难。 　　其次，曹娥“巫家”女的出身。 　　所谓“巫家”，是中国古人对巫者家庭的一种称呼。在中国古代社会，巫者的来源主要有神灵选定、家传世袭、师徒相承三种途径。其中，家传世袭因为兼具神灵选定、师徒相承的特质而成为入巫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古人看来，既然巫者视鬼通神的能力为神灵所授，那么，他(她)的这种天赋能力自然可能遗传给其子女。正如西方学者T?瓦西列维奇谈及萨满巫师时说：“萨满的天赋可以遗传给下一代，也可以隔代遗传，既可由男子传给妇女，也可以由妇女传给男子。”⑧这种巫者家传世袭的情形经周代世卿世禄制的强化，逐渐由一种观念发展为惯例或制度，并且没有因为世卿世禄制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瓦解而中断，故而秦汉以来人们常用“巫家”指代巫者家庭，甚至直到宋代依然如此。宋人在计算巫觋数量时，往往称其为“户”或“家”，而不称“口”、“人”。如宋仁宗时，夏竦知洪州(治今江西南昌市)，勒令巫觋“一千九百余户”⑨改业归农或习医；陈希亮知长沙县，“勒巫为农者七十余家”⑩；宋神宗时，刘彝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