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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史上四次定位争论总结及其启示 　　摘 要：大学英语是高校中规模最大，学生选修人数最多的课程。从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大学英语教学内容倍受学界和社会关注，就其教学定位问题饱受争议。历史上曾经发生四次较大的争论，分别是普通英语与科技英语、文学英语与实用英语、强调阅读与听说领先和通用英语与学术英语之争。尽管四次争论的内容不完全一样，但背后反映的都是国家外语要求与教学规律要求的博弈。前者是从国家面临的政治经济需求提出对外语教学的宏观要求，后者是从外语教学规律出发制定教学大纲，设计具体课程要求。这两种要求往往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外语教学应跳出学科视野，学习许国璋先生，坚持真理，以国家利益为重，最大程度满足国家外语能力要求。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学定位；争论启示；许国璋 　　大学英语从1978年恢复高考第一天起就一直伴随着教学定位的争论，至今没有停止过。37年前许国璋先生对大学英语教学的批评和期望至今没有落实。大学英语教学定位争论不仅具有学术意义，更涉及每年我国二千多万在校大学生如何学习英语，学习什么英语的大问题，涉及我国千千万万莘莘学子学了十几年英语后的最终用途，涉及他们能否满足国家政治、经济、科技的发展对英语能力的要求。因此回顾这些争论、发现背后的原因，意义很大。 　　一、普通英语与科技英语之争 　　10年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国家提出“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外语就成了关键。1978年8月28日至9月10日，历时两周的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作了题为《加紧培养外语人才》的讲话。他指出： 　　引进外国技术，引进外国先进的设备，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很大帮助。这就需要将大量的外国资料翻译过来。但是现在我国外语水平、能力不能适应这个需要，相差很远。因此，外语教育一定要搞上去。如果外国语这个工具掌握不好的话，就会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结束后，《人民教育》刊登了《大力把外语教育搞上去》评论文章（1978年第10期）。文章指出： 　　大学外语教育要培养既懂专业又掌握外语的科技人才。特别是理工科的大学毕业生，如果没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就不能说是教学质量高。 　　在中央的政策鼓舞下，当时外语界的权威、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主任、《许国璋英语》主编许国璋在1978年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他指出，新形势“给我们外语教学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这一新的任务是不是可以这样概括：以外语为工具，学习世界上科学文化知识，为我所用。如果这一概括是正确的话，那么，我感到，我们现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外语教学已肩负了过去一个长期内不曾肩负的任务。”他说： 　　这个新的任务将给外语教学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就是培养能够用外语直接汲取我们所需要的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这样一个训练目标的转变，目前还没有真正受到足够的注意，甚至可以说刚刚在开始受到注意，甚至还有阻力。 　　至于大学的公共外语，效果也很不理想。过去我们没有提出向外国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的口号，而大学科技专业也并不以阅读外文科技资料列为强制性规定，难怪公共外语作用不大。有人说，问题在于学时太少。我说，只要目的明确，规定具体，例如不能阅读外文专业书就不能进入四年级，当然也就不能毕业，师生协心，向科学进军，两、三年里每周学四小时，是大有可为的。 　　尽管国家领导人明确指示，以及外语界权威的连续发文，但是在大学英语界（当时称公共英语）却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大学英语课程是继续打基础，以语言共核为主要学习内容呢，还是应该结合专业，学习专门用途英语（ESP），尤其是对理工科学生来说则应学科技英语（EST）”在大学英语界“存在着分歧意见”（李荫华，1987）。 “前者认为外语教学在大学里应主要让学生掌握基本、共同的东西，因为只要掌握了共同的东西，学生便一通百通。持后种意见的人认为我国外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专业阅读问题。通过专业外语的学习同样能打好外语基础。上述两种观点在几十年时间内此起彼伏，斗争十分激烈”（王重沧，1993）。 　　杨惠中（1978）对公共英语教学进行定位：“由于英语是目前科技界用来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主要国际语言，国外对ESP教学的研究发展很快。ESP是为专门目的而学习的英语。我们所说的公共外语也可以说是属于专门用途英语性质”。在杨惠中等人的倡导下，1979年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科技外语系（即今天的外语学院前身），并和上海外国语学院《外国语》杂志编辑部在1979年5月联合发起召开“科技英语研讨会”，探讨科技英语或ESP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可行性。1980年在国家教委的支持下《公共英语教学大纲》正式颁布，这个文革来的第一个大学英语教学大纲把大学